2023年2月，中央电视台在大型文化类创新栏目《典籍里的中国》新一期节目中，对浙江从东汉编纂《越绝书》一直到当代再修《浙江通志》的浙江方志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回溯和生动再现。由于这是《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次涉及方志内容，浙江在全国又素有“方志之乡”之称，因而引起了全国广大观众特别是史志工作者的热烈反响，也使近年刚编纂完成的《浙江通志》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浙江通志》再修工程始于2008年，历经上万人的艰辛努力，至2021年基本完成。全志总计113卷131册、约1.13亿字。这也是自清雍正《浙江通志》正式编成近300年来，继数次续修重修未果后，浙江再次成功编修省志通志，故被央视称为“迄今为止最为齐备的浙江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被省政府主要领导誉为当代浙江“文化高地建设的耀眼丰碑”。作为这一项目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追昔抚今，我深感这一成就的来之不易以及志书留于后世的不凡价值，更对所有参与支持这项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参编人员存有深深的敬意。

矢“志”不渝：省志通志的编修历史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至今已有数千年编修历史。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素有“文物之邦”“方志之乡”之誉：无论是“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东汉《越绝书》，还是全国现存最早的乡镇志南宋海盐《澉水志》，无论是中国最古私家藏书楼明代宁波天一阁所藏志书在海内外的影响，还是清代上虞人章学诚在中国方志史上的独尊地位……浙江方志事业始终为世人瞩目，接续不断地编修志书也已成为世代传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从东汉始，浙江还曾陆续编过《浙江须知》《浙志便览》等较为零散、单一的具有省志性质的文献，但严格意义的省志编修则始于明代，其后又曾多次大规模续修重修，其中以下几个时期在浙江以至中国方志史上又独具影响地位。

明嘉靖《浙江通志》：明初浙江成为全国13个布政使司之一的单独行政区，逐渐确立了以杭州为中心的11府并立的行政区域格局，并基本延续至今。明嘉靖三十年（1551），在浙江总督胡宗宪督修下，提学副使薛应旂等人开始编纂《浙江通志》。全志分为地理、建置、人物、艺文、都会等72卷，经十载艰辛，七易其稿，于嘉靖四十年（1561）成书刊行。尽管后人对其曾有“体制未备，考订未详”等诟病，然而毕竟是浙江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修也是现存最早的较为完备的省志通志。尤其“义例”中所定“浙江通志者，志一省十一府七十五县也，夫括方千百里之地，上下千百年之事，有不可胜载者，必博采约收，征辞广义”，此后几成历代《浙江通志》的编纂通则。

清康熙《浙江通志》：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闽浙总督赵士麟等监修，张衡等人负责具体编纂，当年即完成编纂，次年便刻印成书。全志共分为疆域、山川、古迹、都会、水利、风俗、户口、物产、人物、艺文、杂记等50卷。由于编纂时间短促等原因，此志价值不高，但门类设置较明嘉靖《浙江通志》有所发展，并为此后雍正《浙江通志》所采纳，因而也奠定了清代《浙江通志》的体例基础。

清雍正《浙江通志》：清雍正年代，清政府为纂修《大清一统志》，再诏各省编修志书。浙江则由闽浙总督李卫督修，以傅王露等人为纂者，于杭州设局纂修《浙江通志》。全志门类设置以康熙《浙江通志》为基础，同时新增海塘、海防、漕运、经籍、名臣等门类，总计280卷约800万字，于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次年付刻成书。这也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并合乎规范的省志通志，志界历来评价甚高，同时又从行政推动和业务规范两方面，有效促进了省域范围内的县乡等基层修志工作。

民国续修《浙江通志》：1914年，“方志之乡”的传统在民国继续得以传承，时任浙江省督军朱瑞等决定在雍正版《浙江通志》基础上续修《浙江通志》，还为此成立了“浙江通志局”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规范的省级方志机构。负责主修的沈曾植系嘉兴人，历任晚清及民初要臣，学识渊博且深孚众望。他陆续聘请了王国维、刘承幹、徐定超等30多位学界名流，分别委以提调、分纂等重任，如他对王国维便有“浙志得公相助，且为湖山生色”的溢美之词。刘承幹（后创办了著名的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也从自藏书库中检出《广西通志》等一批文献资料供编者借鉴。另外当时巡按使公署还制订了《续修浙江通志征访细则》，明令各县“迅速补送备纂，毋任延缓”，并为此拨付了3万多元修志经费。然而其时战乱频仍，时世艰难，编修工作先后遇到了经费、内部矛盾、人员分散于沪杭嘉各地等种种困难，编纂时停时续，尽管三度延期仍未完成。1922年沈曾植的病逝，成为压垮编修工作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只留下300多册记述清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间浙江省事的志稿，同时也留下了一代志人的历史遗憾。好在2021年，由浙江图书馆整理的《（民国）浙江续通志稿》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从而为这段百年遗憾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民国重修《浙江通志》：1943年，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为弘扬传统，省政府决定再设省通志馆并重修《浙江通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此专门致信，聘请龙游人余绍宋任馆长并主持重修工作，信中说：“通志为一省之史乘，罗纲文献，垂示来兹，所系綦重……事在千秋，当仁何让”。余绍宋曾任民国众议院代理秘书长、司法部次长等要职，在政界学界素有重要影响。当时日军大举进犯浙江，省政府被迫避至丽水，通志馆也在云和县大坪村穷山僻壤中开始了艰苦的重修工作。馆内设有编纂室、秘书室、采辑室等机构，同时还在临海、昌化各设一所办事处，聘有一批采访员、编纂员等专兼职人员。但毕竟仍是“乱世修志”，余绍宋曾以“窜身穷苦，茧足荒山，冲寒徒踱。莫漫多愁，天涯何处容安泊”的诗句记述了当时的坎坷境遇。抗战胜利后，通志馆迁回杭州，在今北山路梅庐继续修志。社会各界对此仍寄予厚望并纷纷参与，如竺可桢、童第周、茅以升等20多位知名学者就曾任特约编纂，尽管报酬很低，但众人热情很高。不过最后终因卷帙浩繁、时间急促和条件简陋等原因，到1949年3月通志馆解散，编修工作仍未完成，共留下了125册约500万字志稿。2010年，经省方志办努力，《重修浙江通志稿（标点本）》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当代方志人也再一次以这种方式弥补了先人的缺憾。

现代《浙江省志丛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始到2000年，以20年为一个周期，全国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修志工作。包括我省各市、县（市 、区），为弥补历史“欠账”，大多以编修“通志”为主要形式。在省级层面，省社科院、省方志办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共同编修了一套“省志丛书”，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未达到规范的省志要求。如志书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就是门类齐全、横不缺项，而“省志丛书”最后只出版了71部，即有相当一部分单位未参与编修工作，自然不符合要求。因此，自清雍正《浙江通志》编成近300年来，尽管经多次续修重修，浙江都未再编成和出版过完整意义的省志通志。但也正是历代方志人的矢“志”不渝的传承接力，才为新时期成功再修《浙江通志》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众“志”成城：《浙江通志》再修始末

人们常说“盛世修志”，再修《浙江通志》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直接促进因素。本世纪初，全国各地又开展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二轮大规模修志工作（2001-2020年），历代方志人编修《浙江通志》的未竟夙愿又再一次为社会各界所关注。2008年下半年，我到省方志办工作后，即专程拜访有史志界“泰斗”之誉的浙江大学陈桥驿教授。尽管我们素昧平生，但他丝毫未顾及情面并当场直言：如果不修通志，你这个省方志办主任的头就永远抬不起来！而且当时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到全省基层方志系统，再修《浙江通志》几乎是大家最迫切的愿望和最强烈的呼声，我们也为此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那么，史志界为何要如此执着地编修《浙江通志》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方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问题。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编修方志，但对其性质却历来众说纷纭，有的将其与“史书”相提并论，有的则又视其为“地理书”。一直到2006年，在长期论争研究基础上，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所定“资料性文献”为标志，这一性质才逐步成为史志界的共识。简言之，与史书等其他形式相比，志书具有该《条例》所定更为“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特定对象（如一省区域）“历史与现状”的独特特征，不少学者据此还将其解读为志书应是史书等其他史著的基础，“存史”是其首要价值，当然这其实也对志书编纂提出了更高要求。

社会的广泛呼声和“通志”的独特价值也引起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关注，并于2008年12月批示同意再修《浙江通志》。省方志办随即开展了一系列学习调研、宣传发动、篇目论证、组建队伍和编辑人员上岗培训等紧张的筹备工作。同时根据修志工作特性和省方志办人员紧缺等实际情况，省委、省政府又先后聘请了张曦、俞文华、李志廷等20多位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深厚学养的老领导、老专家和老同志，分别出任《浙江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编（副总编）、总纂（副总纂）和责任编辑等职，从而与省方志办在职人员共同组建成编纂工作的基本队伍。在一系列筹备工作基础上，2011年，省委、省政府下发了《〈浙江通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进入编纂阶段。

地方志书特别是区域性志书历来具有“官书官修”的特点，党委领导、政府组织、社会参与、众手成志则是新时期编修方志的典型特征。《浙江通志》编纂工作启动后，历届省委书记、省长及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先后通过担任编委会领导、出席编修工作会议和志稿终审会、亲自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等方式，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编修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数百家部门、单位普遍高度重视，如由省委办公厅牵头、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承编的《中国共产党志》，以及由省总工会牵头的《社会团体志》等，每卷都有10多个单位参与编修工作，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协等单位都是省领导亲自挂帅，并指导督促全单位以至全系统积极参与支持。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水利厅等单位还承担了多卷编修任务，仅省经信厅一家就承担了10卷的编修任务，是全志任务最重的单位。

但古人早有言在先：“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即在各种史著形式中唯修志最难。例如，从记述时限和形式看，志书又可分为“通志”和“续志”两种形式。顾名思义，“通志”一般记述一地（行业、单位等）贯通古今的历史发展过程，如再修《浙江通志》时限即为从历史发端一直延至2010年；而“续志”则接续前志下限，一般只记述其后数十年的历史，如《绍兴市志（1979-2010）》即属续志，可见仅从记述时限看，通志难度就远大于续志。而且志书又有“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等一系列甚至近于严苛的编纂规范，这对大多数从未接触过方志工作、甚至起初连“史”“志”都分不清的编纂工作者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历史需要沉淀，志书编修历来又是被志界自嘲为修“‘四苦’全书”的良心活儿，按规定需从收集资料、设计框架和编写长编等一点一滴兢兢业业做起，从编纂志稿、修改打磨和“三审三校”等规范程序踏踏实实一关一关过。不能急功近利，不必时常宣传，而需在青灯黄卷中执着坚守，在平心静气中凝心聚力。尤其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不少老同志都已年过花甲甚至年逾古稀，但他们普遍不畏年高、不计报酬，真正做到了板凳一坐十年冷，十载艰辛磨一剑。有的无论酷暑严寒，常年风雨无阻，几乎天天到单位写稿改稿，又因不会用电脑硬是一字一句“爬”出了几十万以至上百万字的“格子”；有的曾遇车祸、手术等多次意外，时常卧病在床，但仍忍着病痛手不离志，以至劳累过度而晕倒；有的为赶进度，强忍两位亲人先后离世的悲痛而执着坚守，甚至在守护病房的昏暗灯光下坚持看稿改稿；更有的尚未看到志书问世却已离世……参与编纂的同志有的因此而受到表彰嘉奖，有的被评为全省“最美方志人”，但更多的却因工作性质所限始终静寂无声不为人知。因为，“功”未必在当代，“利”一定在千秋，这既是千百年来志书的编修规律，也是当代方志人的普遍共识和执着追求。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开始筹划启动到2021年编纂工作全部完成，全省从上到下先后约有上百个部门、数百家单位和14200多人参加了《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包括中央在浙单位和部队武警等系统都参与了编修工作，涉及的系统行业几乎无所不包、无卷不有。各卷参编人员共收集整理资料（含资料长编、“三审”稿等书面和电子资料）约8.8亿字，平均每卷700多万字；共制作资料卡片、图片图表等（包括线上操作）约23.2万张，平均每卷2000多张，都大大超出历代编修通志所积累资料的总和。再修《浙江通志》不仅成为全国二轮修志期志书字数容量最大的省级志书之一，也是史上我省容量最大的文献编修和出版工程，是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工程的重要标志。

“志”存高远：《浙江通志》的价值意义

“存史、资政、教化”历来是修志的三大宗旨，再修《浙江通志》首先充分显现了“资料性文献”的存史价值。例如，2000多年前建于今绍兴的越国是有文字记载后最早在浙江出现的国家，也是浙江地域文明摆脱弱势重新崛起的重要标志。但历史上越国都城又曾多次变迁，其迁移脉络始终未予理清。越国灭亡后，越族的流散去向和后续影响也是学界长期的不解之谜，而这一切都由《越文化专志》首次给出了答案。又如，《中国共产党志》以第一次正式对外公布9项重要史料的方式填补了浙江党史的不少空白点。如解放前的10位省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中，原有一位情况不明。此次编辑部通过多方寻访、查阅资料等方式，不仅找到了以前从未发现过的照片，而且弄清了许多问题，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又如到2010年，浙江共召开过12次党代会，以前代表从未全部公开过，这次修志把这12次党代会的8000多名会议代表一一从资料堆中找了出来并收入志书，从而填补了浙江党史的一个空白。尤其这部志书于2021年出版，成为《浙江通志·中国共产党志》编委会献给建党百年的一份厚礼。

在“存史”基础上，《浙江通志》编委会始终将“修志为用”视为志书编修的重要目的。在编纂过程中，各部门（单位、系统）以记述往昔总结经验、以借鉴历史启示当下的事例比比皆是。为此，省方志办还专门评出了“《渔业志》修用并举显成效”和“《环境保护志》助力生态省建设评估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等《浙江通志》编纂成果转化应用“十佳”典型案例和20个优秀案例，充分展示了再修《浙江通志》的时代特征和应用价值。这些做法也通过《浙江通志》研讨会和省内外各种媒体报道等方式，得到了全国方志界的充分肯定。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地方志书不仅蕴含着厚重历史，更具有资政、教化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曾于2004年亲赴江山市白沙村农村方志工作者家中看望慰问，2006年又在苍南县运用志书指导抗击台风工作，从而为各级领导干部重视地方志工作作出了表率，使这一传统在浙江不断得以传承延续。按方志“详今明古”的传统规律，在编修全过程中，通志编委会始终注重以习近平同志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编修工作启动后，省方志办专门下发了《关于在〈浙江通志〉编纂工作中进一步记述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通知》，明确要求要通过“在各卷中重点记述展示‘八八战略’这一重要命题和发展战略”等方式，“进一步宣传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过程”。编纂工作基本完成后，通志编委会又通过及时召开《浙江通志》编纂成果应用工作会议、设立“溯源工程”研究课题等方式，对这项工作进一步加以部署，以更好地记录“浙江现象”，提炼“浙江经验”，从而力求使《浙江通志》既体现出厚重的历史价值，又为现实和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奋力实现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的“两个先行”目标而不断作出新贡献。

【作者简介：潘捷军，省社科院、省文史馆研究员，曾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特邀委员。2008-2020年任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浙江通志》常务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