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晚晴之年，遇到一件喜事，那就是国家版本馆的开馆。

2022年7月30日，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暨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中央总馆举行，西安分馆、杭州分馆、广州分馆同步举行分馆开幕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发表讲话并宣布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暨展览开幕。陕西、浙江、广东负责同志在当地出席开幕活动。

开办国家版本馆，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传承发展中华文化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它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开幕那天我虽然患有脚疾，行走不便，但还是由爱人推着轮椅，兴奋且自豪地在良渚杭州国家版本馆参加了这一千载难逢的重要会议。因为在这个版本馆里，也陈列展出了我国伟大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在上世纪90年代百忙之中写给我的18封亲笔信。

科研相交

大学毕业，我去了浙江昆剧团任编剧，不久，与人合作改编了革命现代昆曲《红灯传》，演出后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要我们团把这个戏拿去北京参加即将要举办的全国戏剧会演，大家都很高兴。谁知此事被江青知道了，她当时正在抓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而我们这个戏叫《红灯传》，与她抓的是同一题材，也是根据话剧《自有后来人》改编的。她就说：这次全国戏剧会演是京剧会演，昆剧不要来。这样，我们团便不能去京演出，只得作罢。后来“文革”开始，昆剧团被“砸烂”解散，我被调到浙江展览馆任展览编辑。

当时，我对“展览编辑”不以为然，认为展览就是剪剪贴贴，谈不上多少理论性。可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展览也是一门学问。1988年，我想对展览进行一些理论研究，便到处寻找资料。突然发现早在上世纪60年代，钱老就在中国科协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出呼吁：“展览是人民喜爱的一种教育方式……戏剧和电影的创作都有很深的研究，为什么就没有一门展览学？也没有展览学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呼吁。我想，作为一个从事展览的“展览编辑”，办展览学院，我没有能力，但是创建展览学，我应该尽力而为。南宋理学家朱熹说：“学之道，莫过于穷理”。现在钱老提出“展览学之问”，我正可钻研一番。我是大学本科毕业，学过正规的文学理论，并已在展览馆工作多年，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而且这时，展览馆还把我送到上海，参加有3位德国展览专家来沪讲授的“中德展览业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了3个月，我掌握了一些国外展览知识。创新立论，我应该义不容辞。于是，在上海学习期间，我就主动给展览馆领导打了报告：回杭后致力于展览学的研究。通过3年的努力，我终于写出了一部《展览艺术——展览学导论》，第一本就寄给了钱学森院士，并附信一封，并没有奢望钱老会回信。

钱老在北京收到我的书后，立刻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潘杰同志：

    我今天得到您赐的尊作《展览艺术——展览学导论》，非常感谢！我14年前的倡议，今天您实现了，真可喜可庆！

此书我一定好好学习。

    什么时候能读到您的《中国展览史》?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3.7.21       

钱老为什么问起《中国展览史》？那是我在给他的附信中说：“我现在出版的《展览艺术——展览学导论》，是我对展览学的横向研究。即按展览工作的顺序，如确定展览主题、收集资料、编辑、设计、制作等环节而言。而展览史是要对展览作纵向的研究，即从人类社会的原始展览形态（如原始人打到猛兽后，把猛兽的牙齿装扮在自己头上，以示勇猛、胜利等）一直到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种种展览艺术，以至跨国的国际展览，奇妙的天宫展览等等……”。收到信后，我既兴奋又焦急，下决心不负钱老的期望，要把这本书写出来。但怎么写，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我又提笔给钱老写信求教。

不久，钱老就给我寄来了第二封信，而且表达得更为诚挚和亲切。

奖挹后进

钱老是伟大的科学家，科学需要不断发展和永远探索，这对展览学来说也是如此。钱老又从事系统论的研究，而展览学属于系统论的范畴。他希望我把展览学研究深透，融会贯通。所以他在第一封信中特地提到“什么时候能读到您的《中国展览史》?”策励我在科研上勇往直前，永不退缩。而这首先要对展览学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剖析，并从自己的认知说起，以此来循循善诱，共探奥秘。他便在第二封信里切中肯綮地说：

“我那次发言中说到的展览学，是指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的一切展览，包括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天文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当然也包括特定题材的展览。您的书《展览艺术——展览学导论》，似把对象集中在特定题材的展览，一次性展览。视野可以更开阔些。”

他一开始就打开我的视野，这是对我最大的鼓舞。搞科研必须眼界开阔，高瞻远瞩。他接着的来信，又从科研的立场观点出发，给我进一步引导启发。正确的立场观点，既是科研的出发点，也是为人处世的立足点，我很感激。他在随后的来信中说：

“展览的观众是群众，是人民，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小圈子，对于这一点，您在写《中国展览史》时，是否要注意？请斟。”

我这时，正在撰写《中国展览史》提纲，他要我把写作的立场移到“人民”的立场上，这无疑是首先必备的。我立即把提纲的初稿寄给了他，请他全面审视。这似乎有点失礼，可钱老不以为意，仔细地审阅了我的提纲，并抓住提纲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与我深入探讨，他在紧接着的来信中说：

“我现在想，你说的‘展览馆学’与‘展览学’是两门不同层次的学问，前者是直接指导展览馆工作的学问，而后者则是专门讲展览作为用实物形象地向人民群众进行信息传递的学问，因此展览学的理论性更强，层次更高……从这一点看，展览学实在是教育学的一部分，属教育人民群众的学问。”

同时也在信中指出我的错误观点。他说：

“这样，再看您的新书目录似乎就有问题了……不能用‘展览’二字，用‘展示’为好。讲历史则可以说近代教育意义上的‘展览’，是部分地吸收了古代‘展示’的有用部分。总之，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情深似海

谆谆教导，高山仰止。每封来信都是心的交流，情的融合。1994年，《中国展览史》正式出版，我马上给钱老寄去一本。6月6日，钱老又回信了，这是他给我的第六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您5月28日来信及尊作《中国展览史》都收到，对此我十分感谢！我看了您的‘代序’和‘后记’，深感不安（有对他的教诲表示谢意之语），您对我过奖了，我怎么敢当！学术讨论，互相平等相待，是知识界的常规，本应习以为常，今后再不要用这类语言对待我了。至恳，至恳！蒋英和我都向蕾芳嫂问安，祝她早日完全康复。”

他对我真是情深似海，无以复加！我在撰写《中国展览史》时，我已故的妻子金蕾芳当时患着癌症，我十分困苦，便在写信时向钱老透露了自己的烦恼。没想到钱老马上在回信中向我和妻子表达了关切之情，并寄有关治疗资料。

钱老信中的关切之语，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

就这样，在3年时间里，我们通了18次信，最后一封信是我在1996年6月收到的，之后写信给钱老，他的秘书回信了，提到钱老因身体原因需要静养。为了不影响钱老静养，我只得停止给他写信了！但和钱老的这段往事，激励我在展览学研究上继续深入。退休后我开始研究中美友好往来的历史，创办中美友谊民间纪念馆就是想继续实践我的展览学理念。

我一直把这段经历珍藏于心中，对钱老的感激之情从未有过遗忘。这次杭州国家版本馆将钱学森院士写给我的18封亲笔信如数隆重地收藏入库，也是为了重现钱老的科学精神，让钱老的爱国、报国、敬业、奉献的光辉事迹教育下一代。这也是我最殷切的期望！

【作者简介：潘杰，浙江展览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