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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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一) 1982年12月,嘉兴市委、市政府(县级市)发出《嘉兴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行办法》,次年4月全面推开。这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我生活在农村,亲历了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过。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传开后,农民的想法很多,比如,“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53年(1953年)”,这句话在当时很流行。这是因为农民从单干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条路已经走了近30年,而且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现在这么做,是否与以前走的路不一样,农民有点迷茫。有些农村干部,认为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单干;还有不少人已经习惯了吃“大锅饭”,特别是劳力少又缺乏农业技术的农民,担心单家独户干不了,生活不好过…… 我家当时是嘉北人民公社新兴大队第二生产队,位于新塍塘北,现秀洲大道新塍塘大桥北堍,小地名叫王坟山。这个生产队一直很小,仅15户,58人,劳动力38人,农田99.698亩。生产队队长高阿建,兼任大队农业技术员,身强力壮,搞农业生产有一套。生产队妇女队长是我妻子,劳动中带头苦干。大家齐心合力搞生产,是一个不错的生产队。每年的粮食亩产比较高,但收入不是很高,因为人多田少,平均每人不到2亩,亩产再高也比不上人家人均4亩以上的生产队的收入多。1982年前,我们生产队大部分人家住草棚,仅1家楼房,6家平房。 1967年起,我做了“赤脚老师”,1980年转为“公办老师”,户口迁到嘉北公社集体户,不是生产队社员。1982年,我家有4个社员:妻子、大儿子(20岁)、女儿(17岁),小儿子(还在读初中),其中有3个劳动力,大儿子在队办企业工作,家里只有2个女劳力了,且女儿还小。我家每年的工分不多,年终分红基本没有。因我和儿子有工资收入,经济收入在生产队里还是比较好的,在1982年前已经建好了3间平房。 (二) 当时,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两种实施方案: 一是包产到户。以户为单位承包,包工、包产、包费用,按合同规定在限定的生产费用范围内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实现承包合同指标受奖,达不到承包指标受罚。这种形式在我们这里基本上都不采用。 二是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即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农户人口、劳动力的数量,将土地分给农户,土地使用权完全承包给农民。承包合同不规定生产费用限额和产量指标,由承包者自行安排种植和一切生产活动,所得产品除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向集体缴纳公共提留以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即“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我们这里实施第二种方案,即“大包干”。 怎么把土地分到户呢?原则上就是按人口划分口粮田(40%),按劳动力划分责任田(60%)。我们大队则分得更细。 我们生产队根据全队的口粮、劳力、生猪饲养量等情况把农田分到每户。全队口粮田33.361亩,占总数的33.5%,责任田36.835亩,占总数的36.8%,饲料田21.278亩,占总数的21.3%,种子田8.224亩,占总数的8.2%。1983年,我家分得口粮田2.278亩,饲料田1.587亩,种子田0.613亩,责任田2.959亩,合计7.437亩。1984年1月,嘉兴按照中央提出的“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我们生产队作了很小的调整,我家的承包田总数不变,口粮田2.68亩,饲料田1.587亩,责任田3.17亩,种子田取消了,又分得专业桑地1.225亩。同年12月,我们和大队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拿到了《土地使用证》。 土地分好了,集体的一些固定资产怎么分呢? 我们生产队有仓库2个:草棚3间,平房5间。3间草棚拆了,门前的水泥场保留了一段时间,也敲掉了;5间平房连同门前水泥场卖给了一户社员。队里有拖拉机一台,由会开拖拉机的社员摸签,摸到者买下,承诺给大家耕田,收取耕田的费用。队里的一艘10吨挂桨船(机船)卖掉。队里一艘5吨水泥船,由社员摸签,摸到者买下。耕牛一头,归集体所有,每户轮流放牛。当时大家还习惯用牛耖田(拖拉机翻耕后,用木耖平田后插秧)。过了两年,人们发现用拖拉机拉木耖也可以平田,就把牛卖了。农田灌溉用的机埠,仍然归大队所有,农户需要灌溉就去大队机埠抽水。那里有管理员,帮你开机,记好时间,等你的田里的水够了,就去关机。管理员记好每次用电时间,秋后一并收电费。我们生产队离大队机埠很远,有近2000米,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电,负担很重。生产队就自己建了一个小机埠,方便多了。这个小机埠没有管理员,我们需要水了,就自己去开机,记好开机时间,水够了,也自己关机,并记好关机时间,秋后一并付电费给队里,靠的是诚信自觉。 生产队和大队的承包合同大致有三项内容: 1. 每户承包田的数量; 2. 上交国家部分:全队粮食包干任务35600斤,其中征购基数24500斤,加价11100斤(每斤加价3分),农业税612.5元,油菜籽2882斤,生猪67头,稻草1992斤。 3. 上交集体部分:全队提存积累合计738.51元,其中,公积金498.51元,公益金240元,管理费249.26元,稻草4490斤。 我家的任务是:国家部分,大包干粮食任务2762斤,其中征购基数1900斤,加价862斤,农业税45.7元,油菜籽216斤,生猪5头,稻草149斤;集体部分,提存积累合计53.19元,其中,公积金37.19元,公益金16元,管理费18.6元,稻草335斤。 (三) 我家的三定口粮为2330斤稻谷,加上现在承包后的国家粮食任务,两项合计5092斤稻谷。要达到这个指标,我们承包的7亩田,平均每亩须收获800斤左右。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如果种一熟晚稻,完成了国家的粮食任务,口粮就不能保证。再说,承包前的三定口粮碾成大米是1631斤,平均每人每年400斤左右,生产队分批分给我们。我们一家都是大人了,吃得下,平均每人每天只有1斤多一点,口粮是很紧张的,所以每天一粥两饭,秋后番薯收获后,每天早晨吃番薯汤。现在,总想多留一些口粮,番薯汤不想吃了。为了多收粮食,必须种三熟,即春粮(大小麦)、早稻和连作晚稻。这样,争取前两熟多完成一些任务,晚稻谷可以多留口粮,或者卖议价粮,收入高一些。 1983年包干到户分到田时,正值春季,春粮收起,就做早稻秧田,播种育秧。我们留出连作晚稻(大小麦收割后,种早稻,早稻收获后再种晚稻,叫连作晚稻)秧田1亩左右,其余种早稻。7月下旬,我们开始抢收早稻,抢种连作晚稻,称为“双抢”。好在我已放暑假,就动员全家的力量,在立秋前完成晚稻插秧任务。种好晚稻,立即卖早稻谷。那年,早稻亩产600~700斤,我家收获3000多斤早稻谷。因为前一年的口粮储备不足,必须留一点早稻谷做口粮,所以卖掉2000多斤,把全年的任务完成了一大半。卖稻谷的钱(那时早稻谷每百斤15元,共300多元)扣掉农业税和大队、生产队的各项积累共98.89元,余下200多元。这比原来生产队的预支不到100元(年终分配叫分红,早稻收获后叫预支)多得多。 晚稻种下后的管理工作主要是耘田除草、抽水灌溉、施肥治虫等,大部分农活我妻子能完成。晚稻成熟后,就要收割晚稻,种春季作物。“秋收冬种”比“双抢”时间长,不是很紧张。晚稻割倒后,晒在田里,晒干后,扎成一小把一小把,搬到田边堆起来,马上开始种大小麦和油菜。春季作物种好后再把稻挑到家门口的水泥场上脱粒。我们大多利用晚上脱粒。那一年,晚稻收成很好,平均亩产800斤左右,共收获晚稻谷5000多斤。我们完成了国家粮食任务后,多了4000多斤,全部做口粮,比原来的三定口粮多了1000多斤。出售的晚稻谷每百斤21元(加价),收入200多元。因为我家劳力少,口粮多(我还负担父亲的口粮),1983年前基本上年年“倒挂”(即不但分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大包干后第一年的收入远远大于以前生产队的分红,这一年,我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口粮多了,钱也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那一年秋收后,我觉得明年的口粮已经留得很多,国家的粮食任务肯定能完成,决定减少春粮种植面积,多种油菜,因为种油菜比大小麦划算(种油菜每亩可收入100元左右,大小麦每亩60元左右)。种油菜风险大:一是油菜需要育秧、移栽,花的工时多;二是油菜成熟期长,延迟了种早稻的时间,推迟早稻的收获期,抢种连作晚稻的时间更为紧张。如果在立秋前不能完成连作晚稻插秧任务,就会严重影响晚稻产量。我们家劳力比较足,为了增加收入,我就大胆地种下了4亩田油菜。第二年,油菜长势良好,5月下旬成熟。传统的收获油菜籽的办法是:将9成熟的油菜割下,放在田里晒5天左右,油菜夹枯黄了,就把油菜捧到稻桶里,用短棒把油菜籽打下。后来,采用了“打堆法”,即将8成熟的油菜割下,搬到田外的空地上堆起来,上面盖上尼龙膜,可以在10天以后(或更长的时间)再把油菜籽打下来。这个方法不但节约了时间(油菜一割下就搬出田块,马上可以翻田种早稻,比传统方法可以提前一星期左右),而且,油菜打堆后会提高产量和含油率。我们就全家动员,把割下的油菜全部搬到门前的水泥场上堆起来,叫拖拉机把田翻耕后耖平,种好早稻,抓住了季节。完成早稻插秧任务以后,我们把水泥场上油菜籽打下来,共1000多斤,完成当年216斤任务(每百斤30元左右),其余的议价(每百斤40元)卖掉,总收入400多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了(当时我的月工资42元)。卖油菜籽的当天,小西门粮站出售油菜籽的农户中,我算“大王”了。这也就是大包干后,农户可以在保证完成国家粮食任务基础上“自主经营”所带来的好处。 大包干前,我曾担心包干到户后,妻子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田。实际上,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就是农忙季节忙一点,特别是“双抢”,需要一家人全力以赴。平时,我妻子和女儿完全可以应付过去。大包干后,调动了积极性,干活直接为了自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比如,原来生产队“挑灰”(把猪羊粪运到田里),每到一户要四五个人:一个人负责装灰,即把猪羊圈里的厩肥挖起来装在“土?”担里;一个人挑出去“上秤”;一个人称猪灰、记账,因为猪灰有奖励工分、奖励粮食,故要称好斤数,交到生产队会计那里;接下来有几个人“接担”(因为路远,猪灰重,一个人挑到田里吃不消,就像400米接力赛一样,一个接一个)挑到田里。1983年秋季,我家的一圈猪灰要挑到田里去,有2万斤左右,我妻子竟一个人一个下午挑好了(以前在生产队时,四五个人一个下午才能挑好)。为什么?因为她自己装灰不用上秤,直接挑到田里,节约了“上秤”“接担”的时间,一个人干了4个人的活。当然,那半天我妻子很累。 我们这样的人家,劳力足,能抓住季节,产量也比较高,大包干后粮食问题完全解决了。因为粮食多了,就可以多养猪,而且长得快,经济收入迅速增加。 劳力弱的人家又怎么样呢? 我二弟家4口人,小孩还小,2个劳动力。我弟媳体力差,干不了重活,而且速度慢。在生产队劳动,做“日头工”(按出工日记分),同我妻子一样,每天8分工分;而拔秧、插秧、割稻等按数量记工分,她和我妻子相比,就相差远了,不到三分之二。大包干后,我二弟家分得6.13亩田,问题就来了。比如,我们家种4亩田油菜,他们家种2亩都不可能。一年两次插秧(早稻和晚稻),人家完成了,他家还有一半田未插。如果延误季节,产量大减,怎么办呢?大家帮,我们六兄妹,谁先完成,就去帮,我们家完成得早,一家人都到他们田里,帮助插秧,其他弟妹完成了也赶来帮忙,几天下来就完成了。这种模式,大家都一样,大包干后倒是形成了亲帮亲,邻帮邻的好风气。在大包干前,大家只管挣工分,舍不得休息,平时来往很少。 (四) 大包干前,大家必须每天出工挣工分,因为工分是农民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不管农忙、农闲,甚至下雨天,生产队长都得安排好农活,让大家出工,农民只要出工,就有工分记,至于工效如何,就难说了。大包干后,该做的事,集中力量做好,以后就用不到每天去田里看着、管着,你完全可以离开土地去做一些另外的事。于是,就出现了农民离开土地去打工、开店等情况,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了。我家就开了饲料店。我们摇船(自己买了一条3吨水泥船)去小西门粮站买进饲料,每袋100斤,9.8元一袋,卖出去10元一袋,赚0.2元。每星期一船,50袋,可以赚10元。这店开了3年,后来,子女大了,都出去打工、开店,家里就不开饲料店了。我弟弟也利用农闲时间,骑着自行车,带着棒冰箱,去嘉兴批发棒冰,然后到农村挨家挨户卖掉,也能赚一些钱。农民就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手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经济搞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发展更快了。后来,我儿子承包了嘉北中心校的一家小店,掘了第一桶金,尔后,自己开了一家批发部。我妻子也去帮忙,成了店员。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变化。我们生产队有5个人做木匠,2个人做泥水匠,2家开了小店,10多人出去打工,男劳力几乎都外出挣钱。留下来的妇女搞养殖业。我们这里主要是养猪,不少人家养母猪,收益更大;鸡、鸭也可以多养一些,一般养母鸡、母鸭,生蛋卖钱。就这样,农民的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几年以后,一幢幢楼房在这里拔地而起。 我们生产队和我家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形势下农村“大包干”后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者简介:周振明,嘉北中心小学退休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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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 2024/0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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