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文化事业发展也不例外。为抢救、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由文化部会同国家民委、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会，1979年陆续发起并组织实施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和《中国曲艺志》，涵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民间文学诸学科，收集、整理了流传于民间的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基础资料。在各个相关文学艺术协会牵头下，历经30年，调动全国文化系统十万业务干部和数百万民族民间老艺人投入其中。据1999年12月8日《中国文化报》报道，历时16年，全国有近万名戏曲工作者参加编纂的3000万字的《中国戏曲志》30部省卷全部出版。

景宁是华东地区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收集和整理畲族民间音乐，很有意义，任务繁重。2021年，我主编、黄大同老师作序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民间音乐集成》，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景宁畲族自治县民间音乐集成》为全省第一本县域民间音乐全集，系统地展现出了畲汉两族的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戏曲音乐以及曲艺音乐的全貌。这是需要继承、保护与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畲族历史与地方民俗的可靠个案资料，也是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与音乐工作者音乐创作取之不竭的素材。看着这本集数多人数十年之结晶的书，我不由得想起一代代景宁文化工作者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走进田间，深入农户，对老艺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录音和记录；一位位民间老艺人们不计报酬，利用农耕劳作之余接受采访，献计献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艺术瑰宝。此次普查访遍全县5个区1个镇36个乡，召开专题座谈会100余场，走访畲汉民间老艺人200余人；收录民间音乐近100首，英川乱弹戏曲音乐30个唱段，收集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学普查记录稿480多万字，其中精选民间故事216篇，歌谣185首，谚语近1000条。

而我更难忘的是，那些人，那些事。

顶着烈日去，听着蛙声回

1979年4月间，省群艺馆音乐干部黄大同老师（后为二级教授、音乐学博士、浙江省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扛着笨重的大盘录音机，跋山涉水来到畲乡景宁。在我陪同下，黄大同老师深入到惠民寺、双后降等畲寨，与畲民山歌手直接面对面采录畲族山歌100余首。畲族山歌手们的那些全用假声演唱方式，时不时蹦出五六度大跳音程并只由四个音符构成的角调式旋律，以及法师们边唱着节拍重音突出的仪式歌，边舞着灵刀、龙角的画面，以及满山坡盛开的杜鹃花与满眼青翠……，这一切都给黄大同老师在40余年后的今天留下永远不会忘记的青春记忆。

1979年8月，省群艺馆音乐干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浙江卷》的主编马骧老师来到景宁，主要目的是收集畲族神话传说《高皇歌》《古老歌》《凤凰山》和《封金山》四大民歌。

在去畲寨东弄村收集畲族民歌的路上，我陪同马骧老师到畲寨。我们在景宁县城借了2辆自行车，骑车上坡到13里外的三支树村，后再步行3里的羊肠小道到东弄村畲族老艺人蓝茂荣家。蓝茂荣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泡了特产惠民茶。接着，他搬出许多本手抄畲族山歌本、道士衣、灵刀、龙角以及畲族祖图。我看着马骧老师戴着老花眼镜认认真真地抄写山歌本，并不时地对我讲解畲族山歌的内容和深层次意义，使我深受教育，永记心中。采访一直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回来途中，我俩趁着淡淡的月光步行3里路到了三支树村，趁着夜色骑着自行车，左手紧握后轮刹车，慢慢地沿着弯弯曲曲、路面铺着粗沙的乡村公路往景宁方向骑去。我在前面带路，马老师紧跟在后面，我不停地提醒：“马老师慢慢地骑，路不好，注意刹车！”。耳边只听到公路两旁田野里青蛙的“呱呱呱”叫声，隐隐约约地看到农民兄弟“双抢”（抢收抢种）后刚插下去的秧苗。经过1个多小时，终于安全回到了景宁县城，完成了这一天采访任务。这个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与时间赛跑，这就是责任

根据省文化厅关于编纂《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浙江卷》的有关通知精神，1987年农历正月初七，我在外舍乡文化员潘昌华陪同下，采访为数不多的民间盲艺人黄必隆（1926—1987）。

黄必隆家住白岸乡西汇村，离外舍乡还有6、7里路。正准备出发时，在外舍街路上碰到黄必隆正从理发店走出来，我便向前与他说明来意。经双方商定6天后（即正月十三）直接到他家采访。正月十三，我带上县文化馆摄影干部陈江浩，在潘昌华陪同下，一起到黄必隆家。黄必隆的爱人也是一位盲人，领养了一个女儿。我们正想与她问起黄必隆今天去哪里了？她说:“黄必隆生病躺在床上。病因前几天到外舍理发，洗头时用了冷水（初七这天，天气特热）感冒好几天了。”我们感到情况不妙，便讲明了来意。她听了很高兴，马上到房间叫醒黄必隆，穿好衣服，接待了我们。

黄必隆拿出扁鼓、切与鼓签，根据我们的要求，他左手拿切、右手持鼓签，小扁鼓竖在左腿上用左手腕压住，拍了坐在椅子上的工作照。接着，说出自己一辈子如何从艺卖唱的经过。

我问他：“你双目失明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他回答：“我失明不是先天的，而是5岁时，因一场大病而双目失明。”我又问：“你是怎么走上从艺卖唱的道路？”黄说：“我9岁丧父，10岁失母，家中只有兄弟二人，因兄赌博，把父母遗留下来的家产赌光，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于是，兄就起意把14岁的盲弟送到离家30余里外的大均村拜盲艺人梅育良为师学些门头求乞的鼓词。因我脾气暴躁，与梅育良合不来，学艺一年多后，决然回家。16岁时，兄又送我到李水洪村盲艺人郑昌育继续学艺，并与师傅一起到我县渤海区等地卖艺求乞，一直到文革前夕才停止活动。”“你能演出哪些剧目？获过哪些奖励？”我问。黄继续说道：“我演唱的常用鼓词剧目有大本《珍珠塔》《金碑记》和现代戏《血泪荡》《沙家浜》等十余本；小本头有《牡丹对课》《耕牛叹》等也十余本。1954年，景宁县文化馆组织全县盲艺人学习创作培训班，我创作的鼓词《除四害》参加全县文艺汇演并获奖。1959年，我被推选担任景宁县盲人协会主席。”

最后，黄必隆演唱景宁民间门头求乞鼓词《句句字眼劝会人》，并全程录音。准备待他病情好转再做进一步采访。过了2个月左右，却得知黄必隆艺人在1个月前病故。从这次采访中，深深感到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收集、整理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作为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否则，不及时收集与整理，景宁民间鼓词就变成空白点。

山高水急，两度遇险

1986年6月，县文化局通知我，黄湖乡柳八际村要在夏至后第一个辰日举办三天两夜迎神会。接到通知后，我约请《丽水地区戏曲志》责任编辑杨裕华一起赴柳八际，参加一年两度的上半年迎神会，即第二次迎神会在农历十月立冬后的第一个辰时举行三天三夜演出活动。

景宁到柳八际村160里路程。当时，景宁至沙湾还没有通车，所以第一天我先乘车到大均，然后步行50里到沙湾住一夜。杨裕华从丽水出发，经云和搭班车到沙湾会齐。第二天，两人乘天目山三轮车从沙湾出发到英川，然后步行30里到柳八际村。柳八际一年两度迎神会，与别的地方有所不同，别具一格。这次迎神会放在夏至后的第一个辰时举办，意在农忙季节过后，百物下地，请神仙保佑，今年天年做好，万物生长良好，百姓渴望着一个丰收年。这一天，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兴做黄粿、包粽子、扎花剪旗、敲锣打鼓、吹奏唢呐、放鞭炮，成群结队到马天仙殿将吴三公和马天仙二菩萨抬到村上祠堂来“看戏”。场面热闹非凡，犹如过年一样。在柳八际期间观看了两夜三天的演出活动，拍摄有关剧照与群众场面。举办一场新老艺人10余人座谈会，并现场录制老艺人演唱片段。座谈会后，特留下代表性艺人刘依娟和毛锡祥2人进行详细采访。

英川乱弹老艺人刘依娟（1920—1998），在剧目中，经常扮演老生、小生等角色，是景宁农村戏曲活动中有一定影响力的老艺人。

我问她：“你是哪个村人？文化程度如何？从事农村戏曲活动多少年？”

她说：“我是英川镇寨后村人，小学文化程度。从事农村戏曲活动50余年。”

我又问：“你是如何走上从事农村戏曲活动的？组织过哪些农村戏班？在剧目中扮演哪些角色以及一生中演过多少剧目？到过哪些地方演出？有何成果？”

她答复道：“我17岁时，拜庆元县后田镇老艺人刘恒忠和刘恒树为师，参加他俩组织的‘同福戏班’。新中国成立后，刘恒忠和刘恒树先后过世，我就接手‘同福戏班’后改‘新锦昌戏班’。1952年，组织庆元县和平剧团任团长兼小生角色。1978年担任云和县木偶剧团导演，1981年担任英川‘处州乱弹剧团’导演。我在艺术技巧上，尤其在唱功和做功上有一定功底，曾演出过《空城计》等100余本剧目，担任老生和小生主要角色。到过福建邵武、浦城、松溪、建阳以及本省10余个县城乡村演出活动。1956年，我在折子戏《断桥会》中扮演许仙，参加温州专区文艺汇演，获得领导和观众一致好评。”

英川乱弹老艺人毛锡祥（1927—1991），在剧目中，能演生、花、丑、旦等各种角色。我问毛锡祥：“你是哪个村人？文化程度如何？”毛回答：“我是英川镇柳八际村人，未上过学，1955年入党。”我又问：“你是如何走上从事农村戏曲活动的？有何成果？”他回答：“我13岁随姑父柳邦荣、大伯毛应直学艺。从事农村戏曲活动近50余年，做过人戏、提过木偶、当过演员、当过乐队、当过导演。在一生当中演过100余本剧目，其中，在1964年、1965年、1980年随云和县木偶剧团（后改为景宁县木偶剧团）参加丽水地区木偶剧团汇演，获得优秀奖。1955年，作为文艺界代表，当选景宁县人大代表，连任两届。

迎神会结束后，我俩按原路回到沙湾。第二天，把杨裕华送上沙湾至云和班车后，我独自一人从沙湾出发步行30里到梧桐村渡口时，因头天夜里下大雨，当天又下大雨，全身淋湿。梧桐渡口大溪溪水猛涨，水流过急，大浪一个接一个，很惊险，渡口无法摆渡。这时我进退两难，如果去景宁还有50里，回沙湾也有30里。我只好求助船老大想办法送过对面梧桐村，过渡费可翻倍付出，苦口婆心地请求，船老大终于同意把我一人摆渡送到对岸。后来，想想自己的行为太可怕，太冒险了！在采访的记忆中，还有一次，也存在很危险的时刻。1985年10月间，为收集民间器乐曲，我一人从沙湾出发乘天目山三轮车到英川。在途中，一位乘客在茶亭村下车，驾驶员急忙下车，向这位乘客收费时，驾驶员没把手刹拉到位，三轮车顺坡滑到公路边，只有一尺不到路边上，路边下面悬崖峭壁，还有一条河流，十分危险！连我在内还有5位乘客在车上，大家都尖叫起来。这时，驾驶员快速反应，避免了一次车祸。

上百次听音，才记谱一首曲子

当年，地方财政比较困难，文化事业经费更加困难，拿不出太多经费购置录音机与照相机，更谈不上像现在高级录音机、摄像机和照相机。用的录音机是日本产松下录音机，盘式录音带，220元，稿纸这么大。

每次采访回来后，必须抓紧记谱整理材料。记谱是一项认真细致、业务性强的工作。因为民间老艺人大部分都没有文化，少数艺人只读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低，但对民间音乐有一定基础，热爱民间艺术。他们演唱吐词不清，音符走调，夹杂一些不伦不类的普通话、方言和畲语，并有一些文字仅是记音，不明其意；录音设备落后，录音环境差，杂音很多，这些都给记谱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一般曲子记谱要在录音机上反复十几遍听音，有的曲子有难度或长一点的曲子需要反复上百次听音，英川乱弹唱腔记谱一首就需要2、3天才能完成。

按照文化部和各个协会联合发文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编纂方案》要求，每一首曲子必须注明歌名、调试、音符节拍、节奏快慢、感情强弱，定弦、筒音、戏曲唱腔，还需加入锣鼓经以及演唱（演奏）人、记谱人、采集地点、音响卡号和乐曲有关说明等相关资料。这对我们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的就要重新返工，有的则要拾遗补缺、不断丰富完善。比如，英川村的民间器乐曲《双开门》很有特色，当时入选了省里的民器集成卷。但省里专家提出，这首器乐曲的曲谱需有锣鼓伴入才算完整。接到指令后，我马上重新赶到百里之外的英川村，召集当时的乐队人员，加入锣鼓，重新演奏，全程录音。这次录音效果就比较完美，热闹喜庆的气氛就出来了，也就得到了省专家的认可。另外，那个年代的印刷条件很落后，只有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一张蜡纸，整理好的民间音乐资料还需自行刻写、自行油印、自行装订，工作量大、强度高，十分艰苦、很不容易。

自我从1979年4月开始收集畲族民歌起，到1998年丽水地区曲艺志收官止，从事民族民间音乐以及英川乱弹戏曲音乐收集整理工作近20年。期间参与编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浙江卷》和《中国民间曲艺音乐集成·浙江卷》以及相应的丽水地区卷，主持编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中国民间歌谣集成》的景宁畲族自治县卷。其中酸甜苦辣、冷暖自知。但有幸在基层一线亲身经历这项史无前例的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并因此留下历史痕迹，还荣获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省卷编撰贡献奖证书，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欣慰。

【作者简介：叶岳清，1970年起，先后在云和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云和县文化馆、景宁文化分馆、景宁县文化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