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华侨之乡浙江青田，因父亲在葡萄牙经商，我便随同他一起到葡萄牙读书生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澳门，一眼便喜欢上了这个中西文化融汇的小城。但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学习并从事理工科工作的我，在不惑之年转而学习法律，并成为澳门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律师。这其中，除有我自身的努力和坚持外，更多的是时代的机遇。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澳门回归需要培养本地法律人才，我可能今生不会与律师这一职业结缘。

过渡期：澳门培养本地法律人才

回归前澳门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但因为葡语不像英语一样世界通行，对于在澳门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一般不会让孩子去葡语学校读书，所以说，在澳门会葡语的华人很少。我跟随父亲在葡萄牙读书生活时，父亲想让我读的是国际学校，但因为当地没有国际学校，只能去当地谨有的学校读书。就这样，我拥有一定的葡语基础，这也是后来我被推荐学习法律的契机所在。

回归之前的澳门政府机关，基本都是葡萄牙人，华人即使懂得一点葡语，做得也都是一些职位较低的岗位，更不用说法律人才了。

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澳门进入了过渡期，开始着手培养本地的法律人才。1989年，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开始第一届法律及公共行政本科学生招生，凡年龄在40岁左右的公务员，都可以在考试通过后免费就读。我当时在澳葡政府统计局里工作，负责整理澳门从事经济活动主体的档案，对一些诸如法人、自然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等概念比较模糊。我的上司是一位葡萄牙人，他看我平时工作勤奋，又懂得葡语，便鼓励我去读法律。我以前读书选择的是理科，毕业后做过老师，但执教的也是数学、科学学科，后来还在澳门进修过两年大地测量及赴荷兰进修过一年摄影测量课程。虽然我也想通过读些法律知识把在工作中碰到的法律主体概念弄清楚一点，但想到读书中将要遇到的困难，因此，还是犹豫不定。上司便鼓励我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尝试先读一年试试吧！”当时政府机关一般工作时间是傍晚5∶30下班的，上司为了鼓励我去读书，特许我可以5∶00离开。回想当初，第一年可以说是我被上司推着去读书的，现在提及是不得不感谢他的坚持，我才能向学习法律走出第一步。

整个课程是葡萄牙语授课，我虽然懂得葡语，但面对一些专业术语，听起来还是一头雾水；因此，第一年读起来相当辛苦。当时我就想，如考试不及格，就不读了。但幸运的是，考试居然合格了。第二年读起来顺利了很多，我的学习兴趣也提了上来。东亚大学当时招生的是法律及公共行政课程，公共行政三年制，法律则五年制。我本打算读的是三年制的公共行政，但第二年学习结束的时候，公共行政与法律分开了，并规定公共行政只接受原已有大专文凭的学生，其余的只能读法律。我已读了两年，放弃又有些不甘，因此下了决心转读五年制的法律课程。就这样，白天我在统计局工作，晚上就到东亚大学上课，每周５天、每天5小时的课程，就这样坚持了5年。记得刚招生入学时，有76个学生就读，5年下来，真正毕业的仅仅17人，17人中仅3名以中文为母语的华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澳门有了自己培养的法律人才，便打破了以往澳门人必须赴葡萄牙读大学法学院的格局。在毕业后有多种职业可以供选择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律师职业，到力图律师事务所实习，1995年10月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律师。

筹委会：助力澳门法律本地化

澳门回归要做到平稳过渡，政权顺利交接，在过渡期内必须要解决三大突出问题：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官方语言本地化。

回归前，澳门作为葡萄牙管理的地方，法律是从葡萄牙主权机构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延伸到澳门和专门为澳门制定的法律。后来澳门有了立法会，可以本地立法，同时总督也可以制定法令。当时立法会通过的法规占本地区的法规数量不到30%，总督制定的则多达70%。也就是说，过渡期间，澳门有葡萄牙延伸适用于本地区的法律，以及本地区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些法律全部是以葡文为主的，小部份有中文版本。华人因大部分不谙葡文，对这些法律既不懂也不感兴趣，因此，实现法律本地化成为回归前澳门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及迫切问题。

法律本地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将澳门的法律全部翻译成中文，但通晓中葡两国语言又熟悉法律的翻译人才缺乏。所以，能否将葡语条文翻译成准确的中文条目，对当时的翻译人员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当时内地的法律不是很完备，翻译人员无从参考，唯一可参考的便是台湾地区的《六法全书》。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仿照大陆法系国家建构中国的以法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因此，法律条目在行文上还有文言文的习惯。可想而知，法律条文翻译下来，有些不够准确，有些晦涩难懂。但毕竟时间紧、任务重，翻译方面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留有许多不足及遗憾。

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规定，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其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其中就包括“法律基本不变”，但是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必须废除，与澳门实际不相适应的，要加以修改。1998年5月，经全国人大批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其职责任务是负责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筹备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我有幸以执业大律师的身份，参与了筹委会政务小组和法律小组的工作。在这两个小组的成员中，我也是少数熟悉中葡双语的人士。我们法律小组的工作，就是根据《基本法》来审查澳门的法律。

法律小组相当辛苦，弄清楚立法原意、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这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其实，筹委会只有一年半时间，这么紧张的时间里要审查几千条法律，如果再对不适合澳门实际的法律进行修改，恐怕时间上不允许，故此最后的决定是：审查的唯一标准是有关法律是否与《基本法》相抵触，若是，将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律或某些法律部份抵触《基本法》的条文内容废除；审查的范围主要是澳门当时有效的法律法令；对从葡萄牙延伸到澳门使用的法律，基于主权原因，回归后将不再使用，故不需审查。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日夜工作，审查后的法律与《基本法》抵触的并不多，并于1999年 12月 20日获得了澳门立法会通过并即日生效。

回归后，经过25年的发展，澳门懂葡萄牙语的法律人才多了，立法会通过的法律，无论是从立法内容还是表述形式上看，既精准又通俗易懂，符合社会发展和澳门实际所需，使得澳门法律本地化更进一步地发展。

本地化：澳门的“土生”

1993年我入行做律师前，当时任职检察院助理总检察长告诉我，澳门民事案子较少，华人之间有什么纠纷，他们首先会想通过澳门各业界社团组织进行调解。一方面是因为回归前澳门政府公务员科长以上的官员中几乎没有中国人，葡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华人大多不懂葡语，很难和他们接触交流；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生不进官门”的影响，除了诸如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方面必须要出具判决书的才会找到法院。所以当时澳门初级法院只有两个法庭，民事与刑事案件一起审理，回归前增加至４个法庭。

华人因为大多不懂葡语，必须要与政府打交道时，就会通过“土生”作为与政府沟通的一个桥梁。“土生”是澳门的俗称，是一些在澳门扎根的葡萄牙人与华人或东南亚人通婚的后裔，另也有一些从小接受葡文教育并具有相应文化背景的本地华人。他们通晓葡萄牙语，不仅帮华人担任翻译，也可以出谋划策。

记得我刚入行时，就有一名“师爷”（即属出谋划策并具翻译条件的人士）入驻在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地位相对独立，主要承担出庭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中介。华人如果想找律师，一般会通过“师爷”和律师联系沟通。过渡期之前，澳门法官、检察官基本上都是由葡萄牙人担任，经本地司法官培训中心培训第一届毕业生中，初级法院法官中仅有3位以中文为母语的华人，1999年回归时，已经有22位本地法官了。到了今天，除了初级法院还有两名葡萄牙法官外，已全部是华人法官，检察官也是如此。华人再到司法机关或政府机关办事，就可以自己来沟通了。

随着法律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官方语言本地化的完成，澳门华人的法律意识也逐渐提升。以前华人许多民事纠纷因为语言沟通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多去找社团商会协调，现在转而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所以相应的，澳门法庭数量增多，初级法院由回归前4个法庭发展为12个法庭，分类也更加细化，不仅包括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还包括刑事起诉法庭、轻微民事案件法庭、劳动法庭、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等等。同时，澳门执业律师的数量也越来越多。1991年整个澳门有76名律师，到1995年10月我成为正式律师时，我的执业律师牌编号是116。到了今天，澳门执业律师已达476人，其中华人执业律师已超一半以上。

大湾区：澳门法律人的广阔舞台

回归25年以来，随着澳门经济发展，澳门特区政府制定的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比如原来澳门人办理离婚，需要通过律师向法院申请才能办理，但现在直接到民事登记局申请办理就可以了。可是令人尴尬的是，澳门执业律师数量大幅提升，但如果仅聚焦于本地的市场，执业范围却越变越窄了，但让澳门人欢喜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澳门律师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2020年8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凡在澳门律师执业5年以上者均可报考。2021年7月，广东省司法厅为四名港澳律师发出了首批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一名香港律师和三名澳门律师成为首批获准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的港澳律师。目前已顺利举办3次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1500多名港澳律师报名参加考试，其中取得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的澳门律师有76名。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执业律师后，律师的执业范围从只有70万人口的澳门特区，扩大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一名律师可以同时处理他们在内地湾区城市及澳门特区本地的法律事务，不论金钱成本还是沟通成本都会大幅下降。对于澳门企业及居民而言，成为大湾区执业律师的澳门律师可以成他们在大湾区生活、营商的桥梁，增强港澳投资者在内地的投资信心。

其实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还未成立前，我们就看到了横琴自贸片区吸引了许多港澳人前去投资。横琴适用内地法律，但澳门人熟悉澳门法律，香港人熟悉香港法律，因此就需要三方合作，共同解决在投资、融资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出现的法律纠纷。为此，2016年2月15日，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澳门力图律师事务所和香港方氏律师事务所三地联营律师事务所在横琴自贸片区正式揭牌，成为三地律师服务机构“合伙联营”的第一例。自成立以来，三地联营所致力于打造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双向投资贸易的优质法律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港、澳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发挥双向投资贸易的桥梁、纽带作用。2021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立，澳门多元发展迎来了全新的历史机遇。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出台，两地之间加强司法协助的需求更加强烈，澳门法律人的舞台也越来越广阔。作为一名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15年的法律工作者，我也一直在为“深合区”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回归25年，澳门走过了一段走向“新生”之路，依靠的正是祖国这一坚强后盾。正如我个人的命运选择，从统计局职员到执业大律师，正如澳门律师的事业发展，从本土执业到大湾区执业，我们的成长和发展与澳门回归祖国的进程息息相关。今天，国家给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提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我相信，随着大湾区的深度融合错位发展，祖国和澳门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作者简介：口述者：林笑云，澳门首位华人律师，澳门力图律师事务所暨私人公私署资深合伙人、中银-力图-方氏（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及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第十一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成员，第九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第十届浙江省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