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就知道浙江湖州的毘山遗址出土过非常多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石犁，然而真正走进现实的毘山，却是在15年之后。

浙江的“三星堆”

2012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到当天，所里王宁远老师就把我拉到了良渚遗址工作站，工作逐渐熟悉起来。5年后，刘斌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湖州毘山缺人，要不要去。我犹豫了下，毕竟离开熟悉的人和环境有些不舍，但也想着换个环境去锻炼下自己，而且当时良渚遗址工作站新来了四五位新人，已是兵强马壮。于是思考片刻后我就同意了，从此便开始了与毘山遗址的缘分。

毘山位于湖州城东，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海拔不到60米。遗址因山而得名，面积非常大，东至大升路西侧，南至富田家园，西至龙溪港西岸，北至颐和家园南侧，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省内最大的一处夏商时期的聚落遗址，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毘山遗址的最初发现是在1957年冬，后来陆陆续续有些调查工作。1995—2008年，为了配合遗址范围内社会福利院、大东吴厂、市蚕科所的相关建设，曾做过几次发掘工作。主要的发现还是2004—2005年省考古所芮国耀、方向明、蒋卫东等老师的工作，方向明老师将资料整理汇集出版了《毘山》考古报告，学界对毘山的认识主要依据这本报告。

毘山遗址在浙江先秦时期考古中占有重要位置。一方面因为面积大、体量大，另一方面遗址内曾出土过青铜器、玉器、卜骨、卜甲等重要遗物，还有陶鬲等等，文化交流中心的特征比较明显。刘斌所长在任时，就开始谋划毘山遗址的主动考古课题项目，他曾说，毘山遗址一定是我们夏商时期的中心城址。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会有非常重要的发现。某种意义上来说，毘山应该就是浙江的“三星堆”。

2014年，毘山遗址5年考古工作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刘建安为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其实早在2013年年底，省考古所田正标、黄昊德、游晓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唐锦琼，湖州市文保所陈云、程厚敏等老师就对毘山、西山一带进行了大范围的踏查，为后续主动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基础信息。刘建安主持了2014—2019年毘山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借调回来后，刘建安任办公室副主任，来工地的时间被压缩，实际上是罗汝鹏博士负责。罗博士那年又刚开始余杭小古城的工作，所以毘山缺人的情况就迫在眉睫了。

“建筑基址群1”的庐山真面目

2017年，考古发掘场地已经谈好，位于毘山南侧的麻雀田地点，一块在东，一块在西，当年的发掘主要在东部。当时认为东区文化堆积好，之前勘探有河道，能获得比较丰富的典型器物，可以建立遗址的考古年代标尺。实际发掘的结果比较理想，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古河道，时间从良渚文化一直延续至后马桥文化（相当于商代晚期）阶段。记得2017年5月20日上午，甘明宣老师在探方T1311发掘沟内的烧土堆积层时，发现了铜器的痕迹，马上给我发来照片。我顿时兴奋起来，因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青铜器的出土一般是比较少的。我告诉甘老师做好记录，现场不要直接提取，要带着土一起取回来。回到工地后，我们简单清理上面的泥土，发现那是一件铜矛，铜矛矛叶比较宽、骹部一侧有环，长22.7厘米。之后，所里同事陈寅炜清理修复后还发现骹部一面还有纹饰，可惜看不太清。这件铜矛后来经中国科技大学吴晓桐老师团队检测，发现有高放射性成因铅，与殷墟的一致，铅料的来源应与中原商王朝有关。后来在早年采集出土的铜器中也发现有高放铅，这也就为毘山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通找到了新的证据。之后，我们又在附近发现了一件铜矛和一件铜镞。

2018年，我们开始发掘麻雀田西区，之后则一发不可收拾。麻雀田南侧有一东西向的高台，当地人称“假山”“石坟前”，长度约160多米，宽度30—40米，相对高度2—3米。起先，我们认为这是一处大型人工台地，也有人怀疑是城墙，所以西区发掘时，布方面积一半在高台上，一半在平地上。高台只清理了西北一小角，发现有近现代、宋代墓葬，也就是说它的年代不会晚于宋代。平地上我们发现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沟槽，十分规整，好似棋盘，沟槽里面填土为黄褐色，里面还发现有柱洞。当时我们认为它们是历史时期的建筑，因为它整体在近现代层下露头，黄褐色填土中也几乎没怎么发现遗物。至于是什么形式的建筑，我们心里还没有谱，只是觉得如果是地面式，沟槽彼此相距太近，不到2米。北京大学建筑考古方面的专家徐怡涛老师来遗址时，也觉新奇，认为它整体偏向于某一建筑平台的基础。这也就为我们后续的发掘和认识提供了思路。

2018—2019年，我们对建筑进行大面积揭露和解剖发掘，也做了一些碳14方面的测年工作，确认了它的时代不会晚于晚商时期，而且与东部的高台建筑是一起建造的。基槽的底部还普遍铺设有地栿（地梁），柱子就放置在地栿之上。这种干栏式建筑基础的做法延续了距今7000多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建筑技术传统，并进行了创新性发展。高台的范围没有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么大，实际东西长约70米。整个高台全是人工堆筑起来的，厚度3—4米，下部为黄褐色土，上部多是砂土层。最上部为厚约1米的烧土堆积，里面发现有墙块、墙皮的痕迹，应该是房屋倒塌后的墙体和屋顶堆积。至2024年，高台西侧、南侧的附属建筑基本完整清理出来，而东部的还有一部分留待2025年的进一步揭露。我们给了这组建筑遗迹一个考古学上的名称——“建筑基址群1”。它属于建筑基址遗迹，“群”表示它是由多组建筑单元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类似院落式结构，如陕西周原遗址凤雏甲组基址一样。它占地面积近4000平方米，由5个单元组成，中间即是高台建筑，周边是干栏式建筑，这种高台与干栏式建筑相组合的形式之前是没有发现过的，在商时期长江以南的南中国地区是首次发现，其规模也是最大的。在高台西北侧的探方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一件青铜器的残件，表面为凸起的云雷纹，厚度约1厘米，经过比较，推测它很有可能是南方特色的青铜铙的残件。高台东南边坡，我们还发现6件完整的原始瓷器集中摆放的现象，其中1件直口豆、5件器盖。这种集中出土于居址上的现象也是首次发现，一般土墩墓葬中才会比较多。种种现象说明，这一高台以及它所属的建筑基址群1性质不同一般，应当具有礼仪性的功能。最近我们还发现基址群1的东、北面是有围沟的，很有可能环绕建筑一圈，进一步的证实工作还在进行之中。除了建筑基址群1，我们还在周边地势较高的位置也发现了由多条基槽组成的建筑遗迹，这说明毘山南部的麻雀田地点应该是当时的高等级建筑的集中分布区，是上层贵族生活起居甚至举行仪式性活动的场所。

壕沟内外的聚落与文化

毘山遗址近100万平方米，有没有城墙，有没有环壕，这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在正式发掘前，我们曾对毘山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勘探工作，在毘山山体的东部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古河道，宽10—30米，深2—3米。北端连接现在的铁店桥河，南端进入到大东吴厂区内，延伸情况不明。2014—2015年，刘建安、罗汝鹏带队对铁店桥河南岸的五爿头地点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古代的河道堤岸遗迹，证实铁店桥河早在马桥文化（公元前1800—1300）时期就存在了，一直延续到现代，只不过宽度有大有小。它向东通向西山漾，向西连通龙溪港，龙溪港是东苕溪的一条支流，向北流入太湖。2019年开始，大东吴厂区开始拆迁，我们也就有机会在这里进行勘探和发掘。勘探结果显示，毘山东部的这条古河道在此继续向南延伸，之后拐向西部，通到龙溪港内。这样古河道南北两端就基本闭合了，它们把毘山包围了起来，内部的面积有33万多平方米。为了验证这条古河道的年代，我们在它的东段、南段进行了探沟发掘，同勘探结果一致，我们挖到了古河道的堆积，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片，时代基本属于晚商时期。这样，这条古河道的年代和范围就这样确定下来。考虑到它结构上的作用，也是为了与支汊河道相区别，我们就称这条古河道为“壕沟”。壕沟之内文化堆积较厚，有高等级建筑、小型房址、小河道、灰坑等等，壕沟外围分布着各自独立的聚落点，彼此之间有河道相通，当然也有一些空白地带。

2021年，受所里安排，由我开始负责毘山遗址的考古工作。除了壕沟内大型建筑的逐步揭露、壕沟的发掘外，我们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探索壕沟外围的聚落布局和性质。因为早在2004年蒋卫东老师在龙溪港西南的金家㘰地点进行发掘时，就出土了很多烧制变形的陶豆、罐等器物，说明该遗址点应该存在制陶作坊。循此线索，我们就怀疑壕沟外围各聚落点是不是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区划。之前自己曾参加过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良渚古城内百工云集的手工业作坊遗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晚商时期的殷墟遗址也是如此。因此，自然而然联想到毘山这样的大型聚落外围应该会有这样的发现。所以我们在壕沟外围的邱家墩、邢家㘰、陆家湾进行了小规模发掘。

邱家墩原先在大东吴厂区内，水泥硬面清理后，探沟发掘发现文化堆积被破坏很多，残存少量柱洞、灰坑、灰沟，说明这里当时是有建筑一类遗存的。幸运的是，在清理一座灰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近90件的陶网坠，有圆形的、圆角长方形的，大小各异、五花八门，但时代是春秋时期的。东周时期这里依然有人居住，而且可能存在比较多的渔猎活动。邢家㘰、陆家湾由于晚期房屋的占压和破坏，发掘地点不太理想，但都发现有晚商、两周时期的遗物和遗迹，只不过它们的整体面貌不是特别清楚，需要后续再扩大面积发掘。

考古之路未来可期

从大型建筑、壕沟、手工业作坊以及水系网络的发现来看，毘山遗址在当时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东苕溪流域区域性的政治中心。除了政治中心外，可能还具有其他的重要职能，比如文化中心、贸易中心等等。毘山遗址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考古学文化的问题。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的一个术语，主要指代同一时间、同一空间范围内，一群遗物、遗迹的总称。考古学文化背后反映的是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文化、信仰、竞争冲突等，是社会族群的物化表现。毘山遗址遗存的主要时代是后马桥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时期。后马桥文化的概念并不十分规范，是泛指，也是当时没有典型遗址、典型遗存的权宜之法。毘山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典型遗迹和典型遗物，聚落规模也比较大，参照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可以以毘山来命名这一时期太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毘山文化——替换后马桥文化的概念。当然这也需要后续研究文章的详细论证。

湖州城市的建城史一般会追溯到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徙封菰城。毘山遗址的发现说明距今3000多年前，毘山就已经成为当时区域性的中心聚落、早期城市。这就为湖州城市探源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从毘山至下菰城、邱城、安吉古城，再至秦汉时期的乌程/吴兴、唐宋湖州子城，可以说毘山遗址是湖州的城市之源。

2023年，毘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入选为当年度的浙江考古重要发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国内考古新闻。10月，我们在湖州也召开了现场研讨会，邀请国内十余位著名专家学者会诊把脉。当天上午安排参观麻雀田地点建筑遗迹的发掘现场和出土器物，下午室内讨论。毘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和认识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普遍认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先生称之为“期待已久的发现”，并期望“像良渚、殷墟一样，把东苕溪流域当成夏商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核心区域来做”。为此，我们倍感鼓舞。

考古工作过程中，湖州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和支持。2021年8月，时任湖州市市长的王刚同志视察毘山遗址，对毘山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做出指示。在湖州市文物局、市城市集团的帮助下，在高台建筑附近建起了临时性保护大棚，保护了现场，也方便了考古工作的开展；慈云寺的扩建工程也得到限制；一期700亩的环境整治工作顺利完成；遗址保护规划的编修顺利进行，并在2023年获得国家文物局的原则性批复。

2014年以来，毘山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有成绩也有问题，旧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我理解，考古工作不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往复向前的过程吗？我们目前的工作就是要把现阶段的毘山遗址发掘好、整理好、保护好，留给后人。我们的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希望尽早把资料公之于众，回馈当地、回馈社会、回馈时代，也希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顺利持续下去，造福湖城百姓。

【作者简介：闫凯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从事浙江先秦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