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笔者与王保汉相识已有40多年了，他是我到嘉善县广播站工作后第一个认识的通讯员，因为他是所有通讯员中最积极的一个，县广播站几乎天天都能收到他的来稿。虽然认识老王40多年，但我一直不知道他曾是个军人，一位新中国建立前就参军的老兵，更奇特的是，他当了20年兵，在军事院校做过助教和教员，竟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退伍，个中缘由让我好奇。2022年11月8日，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前往惠民银福苑（养老中心）拜访了92岁高龄的王保汉，当面聆听他的经历过往。

踏入部队这个大家庭

1949年5月，嘉善解放，6月我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参军前我是小学教师，当时有几个同学跟县政府联系后，得知有很多军校在嘉兴招考，我就赶去考了，当时考取了两个学校，一个是福建部队文工团，工作是放电影等；另一个是华东军政大学。这个学校原先叫三野随军干部学校，后来改名为华东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军大），校长是陈毅。我选择了军政大学。

我之所以选择离开家乡去参军，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在嘉善简易师范学校（在浙西）读书时，听同学说起过新四军，我也偷偷看过《西行漫记》，对共产党的军队有好感；二是因为我的童年非常苦，迫切希望在新的环境里，在党领导的部队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部队这么多年，我没有打过仗。军校招收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目的是要培养教员，为军队全面普及文化知识做准备。入伍后，我在苏州市北大营进行预科学习，1949年8月，我所在的华东军大在苏州改编为新的华东军大第二总队。

从我踏入部队这个大家庭起，我就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我认定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家”，我要在这个“家”里好好干！有一回，我得了血吸虫病，排长刘希康、团小组长高其煜把大米熬成粥喂给我吃。在打过针后，我呕吐得很厉害，躺下休息了一会之后，我又爬起来继续学习和训练。

到部队后，我不管是学习还是军事训练都积极肯干，很快被提拔为5班班长。当时我带领的5班在军大是有名的先进班。为了搞好军训，使全班的军事技术达标，我带着班里的同志在月光下出操训练。训练中，我不仅带领全班完成了军训任务，自己也经过艰苦的训练成为一名特等射手，在二总队的射击比赛中获得了三枪29环的好成绩，并和其他射击英雄们一起合影。

近一年预科结束时，我已是共青团员，并被评为优秀团员，还在军大首届团代会上被政治部授予优秀团员的奖状，选为主席团成员，我的事迹也编入了学院团的书刊里。

入伍第二年升本科，本科校址在南京孝陵卫，我读的是军事专业，一年后结业。读本科期间，我还继续担任班长。记得有一次我在带领全班外出执行修筑明故宫机场铁路的任务中，恰逢雨季，大雨不时倾盆而下，道路泥泞，但我们全班团结一致，坚决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连队的表扬。

从预科到本科，我连续当了四、五年班长，期间领导上多次调整班骨干，始终让我当班长，还任命我为“泽东室”（俱乐部）副主任。营长曾在全营班长会议上说：要向5班学习。

军大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军事学院教导团当班长，教导团的工作结束后，我被调到文化外语教授会当助教、教员，至此，我算是真正结束了在华东军大的学员生活。之后，我正式被分配到刚成立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担任助教，开启了近20年的教学生涯。

写稿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写作生涯是从部队里开始的。到军大不久，因感受到部队这个大家庭带来的温暖，我用心里话写了一篇《以真诚对真诚》的文章，刊登在校报上，这使我备受鼓舞，从此，业余时间我都用来写稿，很多稿件在《华东军大报》发表，我也很快被聘为华东军大报的特约通讯员，后来又被聘为《军学报》通讯员。在军校，领导、战友都知道我热爱写作，喜欢写报道，连队的黑板报都由我出。

在“抗美援朝”期间，总队政治处要我尽快写篇文章投寄给地方报纸，鼓励青年们踊跃参军。因为时间紧，指导员就特别为我开绿灯，允许熄灯后到学习干事的房间里写稿，以便第二天向总队部交稿。当时正值隆冬，屋里的炭火熏得我眼泪直流，但我仍坚持完成了任务，深夜11点才回到班里。

逐渐的，写稿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我写作的素材，稿件寄往各个媒体，有没有被采用我都不知道，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写稿的热情。有一次，我从在上海工作的老同学那里得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我克服困难学习射击技术的文章，因此，我劲头更足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写稿，就算乘火车、等汽车，甚至出差在外我也不忘写稿。

1969年11月，我回到地方当工人，自觉地为厂里写黑板报，也为县广播站写稿。有一次，县广播站的编辑来厂里采访，发现我喜欢写稿，知道厂里的黑板报都是我出的，就聘我为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从此，我开始给更多的新闻单位写稿，省市级的媒体我都会发稿。最多时我一年写上千篇稿件，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用稿率从百分之二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有一次，县委书记赵小道到厂里视察工作，厂里的书记向县委书记介绍了我的工作和写作热情，赵书记当场表扬了我。在当年的全县通讯员工作会议上，赵小道书记在讲话中表扬了我。县委书记表扬一个小小的工人通讯员，这在嘉善还是第一回。在工厂当工人期间，我连续多年被评为浙江日报、嘉兴日报、县广播站和市电台的积极通讯员。

几十年来，我从苏州到南京，从学员到教员，又从教员到工人，从未放弃过新闻写作，有时也写一些纪实性的回忆文章或工作总结。其中一篇回忆文章《毛主席帮助青年战士学文化》入选《毛泽东与我》征文丛书和《为人民服务，中国名人颂扬毛泽东》第一卷，评为一等奖。可以说，每篇稿子都倾注了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一片赤诚之心。从事老年工作后，我两次光荣地被《中国老年报》评为优秀作者。

为了更好的胜任写作，我以70多岁高龄参加了中华新闻函授学院的学习，毕业考试全部合格，还被评为优秀学员，是全省21个优秀学员之一。我热爱写稿，但有一点我分得很清，写稿用业余时间，工作时间就专心工作。这样一来，凌晨和深夜都成为我利用的好时光，家属担心我把身体拖垮，免不了要唠叨几句，儿子却说：让爸爸写吧，这是他的精神寄托，不让学习和写稿，爸爸会生病的。

30多年的入党之路

我1949年入伍，1950年3月就入了团。在我本科结业，要去军事学院报到参加工作时，排长还特意介绍了我在预科、本科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情况，而且我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好，获得的各种荣誉非常多。预科结业，我被评为一等进步，本科结业，我又被评为二等进步。到军事学院工作后，差不多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获得荣誉很多，如优等模范、二等奖教学工作者、三等奖教学工作者、文教积极分子、爱国卫生积极分子，在选举第一届人大代表期间，我还被教育部选为部里的军人代表；职务上也是一路升任的，班长—助教—教员—助理员—食堂主任—管理员。这些荣誉和职位提升似乎都为我顺利入党创造了条件，但偏偏因为我在解放前曾加入过一个学生组织，每当组织考虑我入党，找我谈话时，我都会毫不隐瞒地把此事告诉组织，而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我的入党还需要继续考验。

1963年，三系管理科支部终于通过了我的入党请求，组织部找我谈话，我又如实地把自己的经历及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向组织谈清楚。不久，组织上就告诉我说：党委还要再考验你。我知道，这次入党又没希望了，内心被一种无力感压迫着，但我还是告诫自己，不要气馁，虽然这次没有加入党组织，但我要像党员那样活下去，即使临死时墓碑上能写上热爱党的人，我也含笑九泉了。

就在我没被批准入党后不久，整个学院的干部要去徐州搞社教，临出发前一天，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恢复了军籍。这对我是一次有力的鼓舞，第二次参军的喜悦弥补了我入党未被批准的沮丧心情，也给我继续申请入党增强了信心。

在部队接受党组织漫长的考验期间，我的工作一直在变动。我做过助教、教员、助理员、三系政治处教员，甚至还管理过八一拖拉机站的妇女工作、肝炎病号工作和食堂工作，后三项工作都比较棘手，很多同志忌讳干妇女和病号工作。说实话，频繁地调动工作，生活待遇也随之由高到低，说没情绪是假的，但我从来没有因为工作调动而哭鼻子和向组织讨价还价，我总是对自己说：这是党对我的考验。

最终，当时学院对我做出了复员处理的决定，我的行政级别都不存在了，复员前的身份变成了普通战士。一般义务兵服役两年，退伍时就解决了组织问题，而我支部大会上通过我入党请求已经6年，现在不仅要我复员回家乡，入党更是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1969年11月1日，组织上正式找我谈话，说地方需要我，尤其是那个工厂的支书也是部队同志，他欢迎我去。当时在家属工作和住房都没有安排妥当的情况下，我二话不说，4日就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嘉善，5日我就上班当工人了。

被迫复员回到家乡嘉善，我在造纸厂当了一名工人。尽管我是以非党和普通工人的身份参加劳动，但我时时处处以一个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党员的标准鞭策自己，苦活脏活都抢着干，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工人，随后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我每天上班总要提早半小时左右到，节假日也泡在工作中。有一次喷浆池故障，必须下到5-6公尺深的池底去排除故障，当时离喷浆还剩5分钟，一旦浆喷出来，维修人员就会死亡，我当机立断通知喷浆车间推迟喷浆，自己艰难地下去排除了故障。还有一次上深夜班，加油时不慎从机器上跌下来，断了三根肋骨，因想着厂里人手紧，我住院三天就出院了，落下了后遗症。

后来，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厂里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差，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曾经的老首长考虑把我调入工业局经理部工作，家属也希望我离开一蹶不振的造纸厂，但我拒绝了。因为那时上面决定我厂转产味精，厂里的副支书动员我继续留在厂里协助厂长搞生产，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35年中，我无数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我知道自己来自旧社会，先天不足，党考验我的时间要比其他同志长一些。我甚至还想过，万一到死我也没有入党，没关系，只要我的心真正献给了党，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也就安心了。我曾向组织部的同志表态：“请转告党委，我一定会经受得住党对自己的任何考验，如果活着不能入党，死的时候能追认，我也心满意足了。” 

1979年，我向原工作单位北京军事学院（华东政治军事学院已合并）党委写信，要求复查对我的不实结论，并再次表达了入党愿望。不久，军事学院落实政策办公室就给我复了信，决定撤销强加在我头上的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恢复原先审干时的结论。并且寄来了决定的草稿征求我意见。要求我写明受株连的亲友单位和地址，尤其在信中告诉我：“你的入党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我越看越觉得浑身有劲，党的温暖在我心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我递交了到地方后的第一张入党申请书。支部书记顾福临及时把我的情况向县委组织部反映，并鼓励我保持和发扬这种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我对党拨乱反正的做法深受感动，工作劲头更足了。

1984年12月6日，党组织终于发展我入党了，35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年我57岁，这就是我历时35年漫长的入党经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得以恢复原级别待遇，由车间调入厂办工作，到1986年离休时，我是嘉善味精厂厂长助理兼工会主席。

1986年我因患迁移性肝炎，久治不愈，外加肝囊肿，组织上照顾我提前离休，当时组织已经按文件精神恢复了我的专业和原级别。

离休后，县委老干部局就把我留下来了，要我帮助老干部局工作，没想到这一干就是20多年。

1992年，我第一次小中风后没多久，老干部局领导找我谈话，要委派我筹建嘉善老年大学。那年我得了脑栓塞，半天神志不清，三天三夜脑壳动弹不得，住院半月，稍微好点就出院，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当时，我还谢绝了县邮电局和另一家单位的高薪聘请，他们开出的工资待遇都比老干部局高，但我不为所动。我觉得领导上从两三百位离休干部中选择了我，这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所以我决定接下这个担子。在老年大学我一干就是十年。

那时是白手起家办起了老年大学。办学初期，一无校舍，二无老师、教材，也没有工作计划和经验。在办学的十年中，我多次摔倒，多次车祸，有一次后脑撞出一个大血包；还有一次，撞得昏过去，大小便失禁，后来又得了脑栓塞，这些我都置之不顾。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1994年10月，嘉善老年大学终于开学了，当时只开两门学科、两个班级，在学学员100多人；没有教室，就在老干部局的礼堂，用屏风隔一下当教室。回看现在，嘉善老年大学蹒跚走来，逐步进入正轨，校园扩大，开设了7个专业，18门课程，33个班级，1244名学员，还办起了镇级分校和社区分校。

办校期间，我的写作爱好和写作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在校园内办起校刊，出版征文集。我规定自己写稿不占上班时间，十年间，我坚持天天凌晨起床，挑灯笔耕，还坚持夜读，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丰富知识面。

今年我92岁了，离休已有30多年，这些年，我写下了几十万文字，去学校和社区作了数百场报告，可以说，离休使我迎来了为党工作的“第二个春天”。自2000年以后，已有160多个全国理论专著和辞书典籍刊用我的文章，而且多次获奖。

党和政府看到了我努力工作的成果，给了我极高的荣誉，1991年3月，我被评为嘉兴市离休干部先进个人；1991年、1994年、1996年度被授予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2005年度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参与筹建军事博物馆

1952和1959年，组织上两次派我上北京，一次是出席全军首届体育运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接见，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还有一次是上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筹备工作，这段经历虽然过去了70多年，仿佛就在眼前。

1952年八一建军节，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军体大会在北京举行，举世瞩目。我们军事学院也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参赛，我因为是军事学院的举重冠军，所以也参加了代表团，来到梦寐以求的首都北京参赛。

运动会8月1日开幕，8月11日的下午举行闭幕式，各军区体育健儿集中在先农坛体育场外整装待命。两点钟光景，《东方红》乐曲响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也响起来了。我们军事学院是全军最高学府，所以我们的队列排在各大军区体育方队的最前面，随着“向右看”的号令，我们朝着主席台行注目礼。只见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站在几层楼高的大型军徽中央频频向我们挥手致意。

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检阅和接见，我这个参军才3年的新兵，一个旧社会的流浪孤儿有这样的福分，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中央首长，何等的幸福自豪！我是嘉善县解放后第一个见到毛主席的人。

在检阅和接见以后，我奉命留在北京一段时间，参加在天坛举行的全军文化大进军展览会工作。没想到在这里我与闻名全国的文化战士高玉宝，还有速成识字法创造者祁建华不期而遇，这让我深感意外和高兴，我与他们在大殿前竖立着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前合影留念，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我还和高玉宝同志有过通信往来。

1959年2月，我奉命到北京参加军事博物馆筹建工作，共8个月，这是一段光荣的岁月。

8个月里新鲜事很多，但最值得回忆且至今难忘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通过一件展品感受到毛主席的伟大、平易近人和对青年战士学习的深切关怀。这件展品是中央警卫团一位普通战士的调查研究报告，毛主席像诲人不倦的教师，在上面留下了用铅笔修改的详细笔记、圈圈画画和眉批，连标点符号的错误也没有放过。毛主席还写下了批示：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王平组长安排我写这份展品的说明文字。为了写好这份说明文字，我特别邀请了中央警卫团的两位战士来参加座谈会。通过他们的介绍，我知道了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就特别关注战士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且在警卫团办了一个文化学校，还请了教师，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还亲自为战士讲课。毛主席规定战士出差在外或探亲回来，都得上交一份调查研究报告，供毛主席审阅批改。这份展品，后来布置在分馆政文教育室玻璃柜内供人参观。

第二件事是，我在军事博物馆里见到了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主席。

在军事博物馆筹建的8个月里，在我人生的历程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现在，我多么想在不多的有生之年再上北京，重返军事博物馆，一睹我写下的说明文字。

【作者简介：王保汉，嘉善县广播站原通讯员，退伍老兵。整理者，刘晓航，上世纪70年代末起担任嘉善县广播站、电台播音员，80年代中起从事电台、电视台稿件采编工作，任《嘉善广播电视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