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浙江省提出要“打造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台州市提出“打造宋韵文化的‘台州版图’”。宋代台州，出过两个土生土长的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位是南宋时人称“活佛”，成为人间佛教之代表的济公。另一位，则是北宋时期被称为“丹经之祖”的道教南宗祖师张伯端。如今天台山桐柏宫、临海紫阳街等地，在历史上都与张伯端有密切关系。

台州能孕育出济公、张伯端这样的一代宗师，并非偶然。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踪迹，从台州史志中看看曾经发生在台州特别是天台山的道教盛事。

“早在东汉建宁元年至中平六年（公元168－189年），道教丹鼎派二祖葛玄赤城、华顶等地结庐炼丹、植茶。

南朝梁天监七年至十一年（公元508－512年），陶弘景到天台山等地精修道教，开创佛道双修理论。

到了唐代，司马承祯修道天台山。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司马承祯还曾应唐睿宗之诏入宫，后来又两次应诏入宫。唐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唐玄宗命礼部郎中崔尚撰文的《桐柏观颂碑》（唐玄宗亲书碑额，书法家韩择木书写碑文）立于天台山桐柏宫。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道士叶藏质在天台山桐柏玉霄宫建藏书阁，以藏道书，称玉霄藏，成为中国南方最早的道藏。同一年，台州刺史姚鹄在天台山天台观讲堂后创老君殿。

五代时吴越国乾佑元年至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48－978年），吴越王钱弘俶赐天台山桐柏观金银字道经200函并《玉霄藏》，为《桐柏道藏》，约千余卷。”

从以上资料可知，张伯端出生前，天台山已有许多高道在此传道炼丹，道教的种子，早已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深深的根须。从这一点上看，天台山产生张伯端这样的高道，应该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

张伯端离开官场的方式，甚为奇特。他自二十多岁进入官场，虽然饱读诗书满腹才华，但一直屈居于刀笔吏这样的小角色，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官的行列。待到他年近五旬时，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官场。从他二十余年位居官场下层的经历看，他也许是彻底厌倦了官场生活，甚至可以说对官场生活产生了深深的痛恨。他是在焚烧了官场文书之后，戴罪离开的。

有记载说因为有人开玩笑把他喜欢吃的鱼藏在梁上，他怀疑是婢女偷吃，导致婢女自缢而亡。后来，鱼发烂后的虫子从梁上往下掉，张伯端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婢女。他喟然长叹：“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于是他赋诗一首：“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衍。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诗之后，他一把火将所署案卷全部焚烧。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他要完全彻底地告别他早已厌恶的官场。以这样决裂的方式告别，也许是一种偶然，而要告别平日让他“劳形怵心”的官场走上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却早已是他生命的必然。也许，当他违心挥笔撰写文书之时，他就想过要离开官场。婢女事件，只是一个促使他作出决断的导火索而已。

张伯端离开官场之后的选择，也与众不同。按照他诗中的说法，告别官场之后他会是“芒鞋竹杖任悠然”，走上求仙问道之路。可因为火烧文书触犯了法律，他被放逐到现在的桂林，宋代桂州的府治所在地。张伯端虽然获罪被放逐，但行动还比较自由。期间，他与施肩吾、刘景等比较有名的道士一同游历，这正应了他“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的设想。

张伯端和唐代隐居天台山的高道司马承祯一样，选择了修身养性。但与司马承祯不同的是，他是在低层小吏火烧文书获罪被放逐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像司马承祯那样潇洒地从长安来到天台山，还有李白那样高雅的朋友惦记着他，甚至还有皇帝惦记着他。当然，张伯端也还算比较幸运，因为他在桂林期间被当时的桂州知府、龙图阁大学士陆诜所赏识，被收为幕僚。也许有人会说，张伯端如此决绝地脱离官场，怎么会又投入到一个知府的幕下做幕僚，这是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时隔九百多年，今天的人们其实已经很难知道张伯端当时作如此选择的真实想法与原因。但以我的理解，历经官场沧桑的张伯端，不大可能再去做原来曾经做过的那些下吏所为之事了。从他火烧文书的激烈举动，从他诗中所表达的学道志向，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他投到陆诜帐下，或者说他被陆诜所吸纳，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两浙同乡（陆诜为两浙余杭人），更因为他们对于学道的共同爱好。张伯端之于陆诜，应当已经没有那种束缚人的上尊下卑的等级关系，而是亦师亦友。如果不能说张伯端为陆诜之友、之师，至少也应当是军事顾问和养生顾问这样的角色，不但深得陆诜信任，工作上生活上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近自然平等和睦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张伯端潜心学道有了充分的条件，因为过去那种寄人篱下、谨小慎微的状态，那种在小人底下乞食的辛酸与无奈，已经不复存在；那种身不由己不得不仰仗他人鼻息而生存的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变。他虽是戴罪之身，但他可以拒绝服务一些人，不像在官场时，无论是正派的君子当政还是无耻的小人当权，他只能折腰，别无选择。在宽松自由的境遇中，张伯端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养生问题上。孔子曰：“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张伯端对养生问题有着极大兴趣，他不但想自己健康长寿，还研究出如何保持人体健康长寿的行之有效的理论。他的“性命双修”理论，深奥而精微，让后世仰之弥高。

当今研究张伯端养生理论者大有人在。查阅了部分资料之后，我想引用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信阳《浅谈张伯端〈悟真篇〉的性命双修思想》一文中的一些内容，来说明张伯端与他的《悟真篇》的一些主要观点。张伯端在《悟真篇》中提出了“性命双修”思想，认为性与命是一体，本不可分，应当用“有作”作为修命功的方法，而把“无为”作为炼性功的要妙。他提出要通过“性命双修”，达到精神与肉体的超越境界，使自己不再受之于天命的束缚而得到解脱，由此总结出先命后性。以“性命双修”为核心的内丹思想，为道教内丹修炼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令人惊异的是，张伯端写《悟真篇》，不是用一般的说明性文字来写，而是用非常优美的诗、词、曲来表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博学多识和卓越才华。天台山长期以来三教共融的文化环境，对他影响很大。他的养生思想中，吸收了包括佛教、儒教在内的各家思想的有益养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因为陆诜被调到成都任职，张伯端自然而然地随陆诜前往成都。寻访高人，修道养生，他修炼得越来越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陆诜去世后，张伯端离开成都，前往秦陇大地传道。宋熙宁八年（1075），他终于完成了道教史上的重要著作《悟真篇》。此后，为了把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传给更多的人，张伯端千方百计寻找传人。然而，先后传了3个徒弟，但因为没有选对人，反因传道而遭受祸害。张伯端在传徒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直到年已九旬之晚年，才遇到真心学道的石泰，后来又传道给马默、王邦叔等人。找到真正可以传道之人时，离他仙逝已不到十年时间。因此，张伯端一生未能组成教团。但在他身后，却形成道教南宗，对后世影响极大。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清代雍正皇帝曾极力推崇张伯端，把他封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他曾修炼的地方——桐柏观被敕封为“桐柏崇道观”。雍正皇帝还曾敕建桐柏崇道观及紫阳旧居，为张伯端塑像。崇道观落成后，雍正御笔赐额“万法圆通”，亲撰《敕建崇道观碑》。一代高道对于后人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张伯端死后，被后人尊为丹经之祖，成为一代宗师。如今，张伯端尽管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所写的《悟真篇》以及他的养生理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梁立新，台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