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余静轲 |
口述人 | 吴良欢 |
关键字 | |
简介 | 与土地的情缘是从出生就注定的。我出生在宁波奉化的一个农民家庭,成长在象山港畔绿水青山之间,从小看到田地里一粒粒种子在泥土的怀抱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看到青蛙、蚯蚓、黄鳝甚至螃蟹在田地出没,土壤在无声无息中给予万物生长的动力,这是何等的神奇! 怀揣着对泥土的好奇与憧憬,我考入了浙江大学,选择了“土壤与农业化学”专业,痴心不改,直到博士毕业。 深耕热土育新才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土壤肥料学研究基础薄弱,专业人才缺乏,许多国际领先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人才是引领一个行业前进的关键因素。出于这方面考虑,我选择了留校任教,既能依靠浙江农业大学(后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平台继续深入钻研我的专业,也希望能通过教师的岗位为土肥学科培育更多有用的人。 学术研究的根本源于生产生活的需求,所以一定要与时俱进。国家和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钻研什么。上世纪80年代国家倡导土壤改良、高产施肥,我和学生们就做土壤氮素矿化、农作物氮素营养及其施肥技术研究。90年代随着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热潮的不断高涨,开始针对土壤与有机肥中的有机氮养分,开展植物有机营养研究。21世纪之后,国家提倡科学施肥,高效施肥,我便专心做化肥减量增效,有机肥和无机肥配合施用的相关研究与技术推广工作。近年来,我的专业已经跳出原来土壤与农业化学的旧格局,转向生态、资源、管理领域,为农业发展提供更高、更大、更多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基础研究永远是为应用服务的。作为老师,既要教知识,更要教应用。为了获得第一手数据,我经常扎在“农田”里,并鼓励学生要走出校园、走出实验室,拓宽视野和知识面。学术上我和学生们是师生关系,生活中我们是朋友,但大多时候他们是我的孩子、是我科研事业的传承。有时候我会利用出差机会,开车带上学生们一同前往,让他们积极参与科研实践,多接触农学、植物保护、园林艺术、水利工程等专业的相关知识。 浙江有很多新垦耕地不具备优质的土壤条件,很难实现高效利用,这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原有耕地的土壤,耕层土壤经过检测后可以再次利用,铺在新垦耕地上。提升土壤肥力要做到内外兼修,“内”即土壤本身,肥沃的土壤是宝贵的资源,“外”的关键在于用肥,我们为此研发了智能肥料,用特殊材料将肥料包裹起来或吸附进去后再施入农田,作物需要多少养分就释放多少养分,实现化肥减量增效。 土壤学不仅要低头看地,更要学会抬头看“天”。我于1995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5年,先后5次赴国际水稻研究所(菲律宾)、美国农业部植物、土壤和营养实验室、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国洛桑试验站等地访学,接触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我有一个学生叫马庆旭,能吃苦、善钻研,常常能撞见他在实验室通宵做实验。由于品学兼优,他荣获2017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称号,后来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英国班戈大学联合培养。出国留学前我告诉他,要多出去看看世界,学习更多国内学不到的知识,更要不忘初心、心怀祖国,坚持做有利于我国农业、土壤肥料学发展的科学研究。 科技打开致富门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高效绿色发展,土壤肥力是这一发展的“金钥匙”。讲课时,我常说我们学农的搞土地土壤研究,听上去很“土”,但其实是个高大上、高精尖、高水平的专业,我们手中的这个“钥匙”是可以帮助农民打开增收致富大门的。 2005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出科技扶贫的动员令,下派科技工作者与贫困山区结对帮扶。我不禁动心了,朋友们劝我,“博导资格也拿到了,何必还要去乡下吃苦呢?”我笑着说:“我是学农业的,农民才需要我。”因此,我主动报名去了离杭州260多公里的仙居县广度乡担任科技特派员。 那年10月,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广度乡,可眼前的情景让我震惊,当地耕地资源匮乏,农民长期以来种植高山蔬菜、杨梅和药材,但不成规模,农户施肥没定量、用药凭经验,农业资源利用率低,效益低下。 听说我是来自省城的专家,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团团围住,从他们的言语和眼神中,我看到了期盼,深感责任重大。我想,一定要用我的一技之长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我先搞起了科技培训,印制了几百份果蔬生态栽培、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技术资料,到农户家发,走到田头讲。 还记得第一次培训的时候,台下黑压压坐满了村民,人很多,却比我在大学上课还安静。就这样,我将我的知识倾囊相授,期盼着能提升他们的科技素养和生产能力。后来,我还先后邀请了包括美国农业部农业服务中心、中国农科院、省农科院、省农业厅、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浙江大学等多位领导、专家到基地考察指导,开展果蔬生态栽培、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技术培训。组织全乡农业干部和群众赴安吉“獭兔养殖园”“竹业示范区”及杭州余杭区“浙江大学农业专家创业园”等地参观学习,结合“浙江大学大学生暑期仙居社会实践”“仙居县科技活动周”活动,几年下来累计培训农民一万多人次。 看到乡里又小又不成规模的杨梅产业,我心中产生疑问:高海拔地区到底能不能种杨梅?为了破题,我给当地土壤与农作环境作了次全面“体检”,根据荸荠种、东魁杨梅营养特点计算出主产果园的施肥用量,同时邀请多位专家前来“会诊”,消除杨梅生产障碍因子,并在上乔村开展野生种栽培驯化和嫁接改良试验。 “要知道,按照常理,杨梅只能种在500米以下山区,这样能行吗?”当地农民半信半疑。事实胜于雄辩,2008年一场罕见冰雪使高山上的很多杨梅受冻坏死,而另一组用尼龙大棚保温结合缓释肥基施的杨梅成活率却很高。3年之后,我精心侍候的杨梅树,结出的果个大核小、口味清甜。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我喜出望外。 为了打消农户后顾之忧,我还和农户签订协议,组建2家专业合作公司,还引进气调冷藏技术,经过真空处理后的杨梅,可销往全国各地。如今,仙居县广度乡及周边的上张乡、横溪镇发展高山杨梅2万多亩,而且杨梅成熟期从半个月延长到50天,错开了普通梅销售旺季,成了抢手货,一颗杨梅可卖6元,杨梅树真的成了“致富树”。 自2006年10月起,我在仙居县柑橘主产区横溪镇上陈村做试验,通过实施控释肥用量试验、控释肥与普通肥掺混比试验,提出了适于当地推广的柑橘高产优质标准化施肥技术,不仅提高了柑橘产量,也改善了柑橘的品质,同时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减少了环境污染,改变了仙居县柑橘生产弱势栽培状况。上陈蜜桔由此荣获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自此,我的服务基地从广度乡延伸到整个仙居县。 除了种植培育,我还在拓展市场上做好文章。当时“广度山”牌高山果蔬注册商标是个沉睡多年的商标,怎么把农产品的品牌效益做强做大成为我关注的重点。我奔走在各个合作社之间,一边帮助他们提高农产品质量、把好品质关,一边也鼓励他们使用本土商标,“上桥村杨梅专业合作社”“王田村高山果蔬合作社”“瓦窑头村土鸡养殖合作社”“西角村下湖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仙居县王美华农场”等5个村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以及广度乡“仙居县高山果蔬开发中心”“仙居县广度乡高山果蔬专业合作社”两家农业龙头企业不断扩大规模,品牌效益初显。 欣喜的是,多年的汗水也浇灌出令人满意的成果。广度乡高山蔬菜中的四季豆、辣椒、红茄先后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银奖,高山西瓜、高山萝卜、高山佛手瓜先后通过浙江省绿色农产品认证,并与仙薯基地一起先后获得浙江省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证。全乡已形成10个高山蔬菜专业村,种植面积7000多亩,发展高山晚熟杨梅8800多亩;高山水蜜桃1000多亩,7个高山药材村种植天麻、元参、玉竹等药材4000多亩。全乡2600多户农户走上了致富路。 2009年,得知农业部、国台办要在浙江设立3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我觉得这是提升当地农业品质的好机会,于是到处打探消息,收集信息,也和仙居县农业部门做好准备工作。最终在浙江大学与地方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仙居县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最终成功创建。同时,我还参与筹建“浙江大学科技特派员服务中心”,为“台创园”农业龙头企业——浙江神仙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口服务。那一年,几乎每周除了学校的本职工作,我全身心都扑在“台创园”,帮助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建立蔬菜自动化栽培系统,形成生产、加工、储运、配送一条龙的市场服务体系。同时,我还积极为 “台创园”牵线搭桥,成功引入大型民营企业——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签约投资10亿元,实施有机农业开发。 与其说,是我帮助了仙居县的农民朋友,倒不如说是15年的特派员经历成就了我。在这期间,不仅让许多科研成果顺利通过了实践的考验,获国家及省部科技进步奖,而且这些成果在不断改进中进一步促进和完善了我的专业研究。这15年里,我还先后四次被评为“浙江省优秀科技特派员”,2009年被科技部授予“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荣誉称号,2013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功勋科技特派员”称号。 提案种在“试验田” 2012年,我成为省政协委员,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 政协委员既要心怀天下,关心国家大事,也要耳听八方,关注基层百姓民生。每一年,我都积极尽心履职,主动参政议政,寻找社会发展短板,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2015年4月9日,我们省政协“五水共治”长效机制建设民主监督第四监督调研组到绍兴暗访,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有些企业仍在污水偷漏排,河道内各类垃圾、漂浮物、禁养区网箱、河蚌、围栏养殖设施依然存在。一些河道岸边存在乱堆乱放的建筑、生产、生活垃圾。有些城区河道个别居民沿河洗涤衣服拖把,餐饮店沿河排放油污,影响了河道水环境常态整洁美观。我们把这些问题向绍兴市政府作了口头通报,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整改建议,要求市政府督查责任单位认真整改,并报送整改情况及结果,确保“三河”整治不反弹。针对暗访中发现的河道内各类垃圾、漂浮物、障碍物影响河道整洁美观,群众参与治水的主动性不够等问题,我们积极帮助寻找解决路径,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针对监督中发现的企业非法偷排污水等问题,绍兴市治水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当即下令企业关停,并要求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后来我们组又到衢州走访,虽然天公不作美,但委员们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第一天下了倾盆大雨,大家打着伞踏看猪场和河道,身上都淋湿了。第二天天气晴热,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查看柯城区全流域治理长效保洁机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置、河道生态化改造及景观提升等情况,在烈日下足足晒了三个多小时。在现场,我亲眼目睹当地自我加压,拉高标杆,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上下一心持续保持治水高压态势所取得的成果。 污泥不除,浊水难清。2016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提出了“深挖、疏浚河道底泥,彻底清除水底污染源,绝不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康”的目标。我省河流众多,河塘湖泊底泥数量巨大、成分复杂,上岸后的淤泥处理形势并不容乐观。据调查,全省当年每年清淤总量达到1亿吨,约20%的河道底泥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淤泥处理以还田、回填、自然堆放固结为主,资源化利用率不足5%,河道底泥处理成为“五水共治”的“难中之难”。 河道底泥也是一种土壤,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变废为宝,我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我与农工党界别组的政协委员和其他同志商量,组建了一支“河道底泥资源化利用”调研团队,先后前往杭州、宁波、嘉兴等地进行深入调研。2017年“两会”期间,我们向省政协提交了由我主笔、其他数名农业水利及生态环境资源方面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巩固“五水共治”长效,推进河道底泥“智慧周转”》团体提案,提出要“出台一个政策,制订一套标准,形成一批技术,打造一批窗口”,以实现“河泥不废,标准分类;堆用结合,智慧周转”的河道底泥资源化利用目标,着力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河道底泥治理体系。 提案得到了省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被列为当年重点提案,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督办,时任省水利厅厅长陈龙领办,省水利、环保、建设、经信、发改、治水办等单位共同会办。省水利厅及各会办单位为该提案的答复作了大量认真、细致和周密的调研工作,还组织提案执笔专家赴浦江、平湖、德清等地联合调研河道底泥无害化、减量化及资源化现状,听取意见建议,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系列很有针对性及可操作性的政策和工作措施。 在2017年9月举行的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44号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上,陈小平副主席充分肯定了该提案,认为提案对于推进“五水共治”长效机制建设具有很强针对性,希望省有关部门持续深化提案办理工作,进一步加大清淤力度,推进淤泥的科学治理,进一步培育淤泥利用的相关产业,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省政协领导的关心与支持,给了我巨大的信心。我开始认真思考怎么样让提案从“案头”走向“一线”,让理论走向实践。 宁波市北仑区工业发达,河网密集,相当部分河道底泥受到污染,如何妥善处理一直是令当地政府头疼的难题。从2017年开始,在省水利厅的牵线搭桥下,我与北仑区政府相关领导进行对接。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最终我在该区一处沿河地段选址谋划布局,新建了河道底泥资源化利用科技示范基地,就地采集附近一段2公里长的河道底泥进行科学试验,根据“标准分类,技术整合,智慧周转,就地处理,产业循环”的原则,在这块“试验田”不断探索“智慧周转”的新方法。 受污染的河道底泥物质多样,成分复杂,处理难度大,但这也正符合了科研用泥的需求。这块试验田吸引了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多所大学的1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有的研究如何去除河道底泥中的氮、磷和重金属等污染物;有的尝试用蚯蚓处理的方式提高河泥的肥力;有的探索在泥中加入植物种子制成一体化绿化生态砖……一有空余时间,各位专家学者就往宁波的试验田跑,有时一周要往返杭甬数次。 距离试验田不远的柴桥镇盛产杜鹃花,然而近年来由于花木产业的快速发展,杜鹃花种植、销售过程中大量采挖表层土壤,导致苗圃表土层遭到破坏。我们根据杜鹃花营养规律及生长需求,试验性地开发淤泥型杜鹃花专用营养土,把河道底泥变废为宝,实现了产业循环互补,受到当地花农的好评。 经过近3年的科研试验,根据“就地处理、分散减量、多元利用”的原则,这片试验田上研发出底泥污染物原位消减技术、底泥脱水技术、底泥农用技术、底泥生态工程用技术、底泥烧结处理技术和底泥制备环保材料技术及其产品,并建立一整套河道底泥“智慧周转”综合利用技术体系和利用模式。2019年底,淤泥干化处理项目顺利完成,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新时代新发展总会遇到新问题,但我坚信方法总比困难多。未来,我将一如既往地用我的专业知识,为推动美丽浙江和大花园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为政协委员这个称号注入新的内容。
【作者简介:吴良欢,第十一、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资源科学系教授。整理者:余静轲,农工党浙江省委会调研部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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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 2022/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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