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天立，并非环保专业科班出身，1962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毕业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工作。1973 全国第一次环保工作会议召开，各地开始建立环保的早期机构——“三废”治理办公室，也在这一年，我被安排到“唐山三废治理办公室”工作，“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环保工作的第一线，而这一走就是40余年。2008年2月，我成为全国第一批注册环保工程师。

寻梦

我是1988年加入民革的，为什么参加民革呢？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张衡是原杭州市参议会议长，杭州解放前他放弃去台湾，决定留在杭州等待解放。20世纪50年代初他曾多次通过电台向台湾呼吁统一，可惜夙愿未酬即去世。我还有多位亲友在台湾地区，几十年的隔绝让双方都盼望着能早日统一。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我对祖国统一工作尤为关心，希望能为促进两岸统一尽点责任，而民革恰好具有这方面的特色，因此，我加入了民革。

1992年由民革杭州市委会推荐，我成为第六届杭州市政协委员，由此拓展了我的政治视野，提供了我发挥专长的平台。通过参加政协会议和实地调研、担任行风监督员等机会，我可以对政府准备出台的政策、法规、方案、计划等提建议，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呀！

追梦

1993年，杭州市政协为新委员在富春江水电站招待所举办学习班，我们学习小组有市规划局沈鉷局长、市电力局刘总等。在小组讨论时，刘总提到闸口电厂要搬家。据说电厂要搬到望江门，在那儿建造一个大型的望江热电厂。大家对此讨论十分热烈，一致认为热电厂从闸口搬到望江门，不是离西湖越来越近了吗？它一建造，就要配套建造运煤码头、煤和煤渣堆场、100多米高的烟囱，以及专门的运输通道，它的冷却水会污染钱塘江，而且当时杭州水源珊瑚沙水库就在附近，因此它不但会污染杭州的空气、土地和影响交通，还会威胁居民的饮水安全。同时，它违反了杭州作为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重点环保城市的宗旨。为此，我和其他几位政协委员联名写了提案。市规划局十分重视政协的建议，朱国海局长向我们介绍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明这件事浙江省有关领导也十分重视，还要作环评报告等。这件事一时冷了下去。

但是几年后，听说环评报告已经通过了，项目确定立项，并且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工作，立即要开工了。我们十分着急，决定再次提案，我为此专门收集了很多数据，这些材料经整理后通过一位政协委员带到了全国政协大会，由全国政协委员陈祥福牵头，包括时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在内的16名委员联名提了提案。省领导对这个提案十分重视，杭州市市长仇保兴与省电力局经过多轮补充协商，终于把望江热电厂“请”出了钱江新城。现在回头想想，这也是为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推进“拥江发展”战略做出了贡献。

同年，杭州市政协港澳委员在提案中提到萧山航民村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环境污染问题。会后，我作为提案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市政协副主席李明法带队的调研活动，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后发现，该村污水治理难度很大，已有不少单位前来治理过，但均未成功。后来，我通过朋友介绍，邀请台湾地区环保专家郭博士来萧山考察，李明法与我陪郭博士去村里取了水样，并由他带回去进行化验，制定治理方案。他采用的化学裂解法在当时的大陆尚无该项技术。当他带着成果来杭时，我们请他在浙江大学作报告，并在会场上对航民村刚取的污染水样进行现场处理，效果非常好，而且处理费用低。与会专家对该项技术给予高度评价，航民村也同意此方案。郭博士在交流中提到，通过来访，他亲身感受到大陆对环保的重视以及对他的尊重，他很感动。当时，他的肾病已很严重，每周需要做两次透析，每次都是由我儿子张文飞陪他去医院。郭博士在报告会后返台处理个人事务，原打算立即来杭治理污染，遗憾的是台湾当局控制他离台，不久他病故，他的技术也与他一起消失了。

2000年，我向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沈者寿反映蔬菜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建议市政协作为重点课题进行调研。沈者寿当时兼任市政协人资环委主任，他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因在这之前还没有人专门调研过，市政协就应该抓住政府还来不及考虑、来不及做的具有前瞻性的问题建言献策。随后人资环委讨论通过了调研课题计划，决定与省地矿厅合作，借助“外脑”力量，聘请省市专家组成专题调查小组。在此后的大半年中，调查组坚持野外与室内、宏观与微观、环境与产品相结合，对杭州市47500亩蔬菜基地的土壤、蔬菜、地表水、地下水等进行了野外采样调查和实验室分析处理，汇总了4000余条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控制、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4条措施。

在第二年的课题评审中，专家们一致肯定这个课题“为发展无公害蔬菜，满足国内外蔬菜市场需求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资料和依据。在国内属领先水平”。调研成果获“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浙江省政协调研优秀成果奖”，并开启了历时3年的“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工作。2004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作出批示：农业地质环境调查有意义，要应用其成果指导农业生产。

圆梦

我和沈者寿副主席通过多次调研座谈活动逐渐加深了了解，渐渐引为知己，结下了深厚情谊。2003年，我向沈者寿提出“可持续发展利用钱塘江资源的建议”，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向王国平书记、茅临生市长转送了建议，并在信中提到“天立同志是一位很有良知的环保专家，他多年来对钱塘江历史沿革现状和可持续利用一直倾注关心和研究，出于对杭州人民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的考虑，他几次与我商量对钱塘江重大决策的看法”。王国平书记对该建议十分重视并作批示：“天立同志意见，市委、市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请市林水局、市计委按建议中提出的六条建议告省直有关部门。又：可转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阅。”我的一条建议得到市领导这样高度评价，对于一个普通政协委员来讲十分感动，我以此激励自己要更好地履行职责。

因为组织对我的信任，倒逼我在水、土壤、农业、固体废弃物（含生物垃圾）、生态等环保多个领域，不断自我加压，充实“内存”，做到能在环境、生态等多方面提出创新的提案和建议。

1992年我当上第六届杭州市政协委员，此后连任第七届市政协委员，第八、九、十届市政协城建人口资源环境专委会特聘委员，屈指算来，我担任了整整25年的政协委员。

有人会说自己为政协、为民主党派做了多少多少事，但我却认为是政协和民主党派给了我提高认识和发挥专业特长的平台。被民革中央点名表扬的杭州民革“环保系列专题”调研，虽然有我的倡议、实践和建议，但这一切都是在市政协和市民革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完成的。我能40多年来坚守环保事业，尤其是退休后的近20年还能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出力，还跳出“大气专长”涉及更多的领域，这一切没有政协和民革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我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像我这样作为我国第一代环保工作者到现在还健在，仍然活跃在环保领域，真的是很稀罕了。为什么我行？因为我很幸运，政协和民革给了我充分发挥余热的平台。2018年，我被评为“同心·最美统战人物”，各地同仁得知此事，非常羡慕我。但我深深知道，我能享受这些荣誉，正是源于组织对我的肯定和支持。

目标激发生命活力，有目标就会用积极的心态，努力去寻找实现目标的途径，而且目标一旦实现了，就会让人非常快乐。40多年来，我奔走在呵护和美家园的路上，而且见证了我们的家园更加美好，百姓的生活更安康，我幸福、幸运，我无悔、无愧。

【作者简介：张天立，第六、七届杭州市政协委员，原杭州市环保局高级工程师，多次获杭州市政协“双好委员”和民革中央先进党员称号，曾获第五届全国发明展银奖、第八届全国发明展金奖等，有2 项发明专利和4 项实用性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