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同年8月，中央举行了北戴河会议。随即全国就出现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中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在全国泛滥。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地处浙西南边陲山区的龙泉县，围绕早稻亩产虚与实之争，发生了一场牵动当时温州地委和浙江省委领导关注的大事件。

全国“大跃进”处处“放卫星”，龙泉落后挨批

龙泉“九山半水半分田”，境内97%以上面积为中低山地，河谷平原仅占总面积2.91%。这样的自然条件，加上当时耕作技术的粗放，全县早稻加上春粮（亩产几十斤）真实的平均亩产只有300多斤（据《龙泉县志》载：1957年龙泉早稻平均亩产为326斤，1958年为330斤）。

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放卫星”、“出高产”，大竞赛、出“奇迹”。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一农业社早稻亩产36956斤。1958年8月2日，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早稻丰收快报》，将全省1957和1958年早稻平均亩产情况予以公布：全省早稻平均亩产1957年为321斤，1958年为661斤，增加一倍多，各县也都比上年增产（有的翻一番，甚至翻几番，如嵊泗县上年亩产123.2斤，今年为676斤），就浙西南邻近各山区县也都多少比上年增产，有的接近翻番，唯独龙泉，快报上列为亩产351斤，竟比上年减少16斤！

在这份快报出炉的头一天（8月1日），省委在电话会议上理所当然地点名批评了龙泉这个全省独一无二的减产典型。

形势逼人  造假“高产”，现场会假仓被揭

在你追我赶比高产的大势下，龙泉的各级领导对当年的粮食生产当然是不会掉以轻心的。早在头年冬和1958年春，全县各级干部种试验田，农村开展兴修水利积肥运动。入夏以来，多次进行生产检查，估产分析。7月26日，按各区分类排队及典型农业社、试验田资料综合，初定全县早稻亩产为472.5斤。县领导分析后，认为这个数字只是高效典型，如按照全县97%的中、低山田块所占低产状况平均，全县亩产平均只有300多斤，最后上报是351斤，不敢多报。

8月1日，受省委电话会议批评后，压力骤增，8月12日县委领导又一次作了综合分析，全县定调为早稻亩产474.3斤，8月15日向地委报为亩产550斤。

当时龙泉归属温州地区。温州地委认为大跃进以来龙泉县委领导思想右倾保守。于是8月份另派来了一位同志“主持县委工作”（原县委一班人仍未动），又新派来一位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全国各地粮食“高产捷报”、“高产卫星”满天飞的形势下，此时，新来的龙泉县委领导急着在全县寻找高产典型。“典型”终于冒出来了！8月中旬，八都区盖竹农业社向县委报喜：早稻亩产1500斤！县委一些领导十分欣喜，当即决定要在盖竹村召开早稻高产现场会。“1500斤?”不少干部将这个“喜报”看作是“说大谎”。

大跃进以来，各区挂钩竞赛。八都区与城郊区挂钩。城郊区的干部对八都区出了“亩产千五斤”的典型当然不信、不服。于是专门派了一个老家在盖竹村的干部，以回家探亲为名，前往盖竹探虚实。这个干部在盖竹村住了一夜，亲戚告诉他，为了开现场会，盖竹的干部社员正日夜准备，将篾簟、箩筐等农具堆在仓子里，表面倒上一层稻谷遮上，本村的稻谷不够遮挡，正每天向邻村借稻谷。“探子”回来，将实情告诉县长兼城郊区委书记李赞忱（当时为了加强对城郊、八都等重点区的领导，县委让县长李赞忱兼任城郊区委书记，另一名县委常委兼八都区委书记）。李赞忱得知了这个实情后，感到问题严重，认为这样造假典型是欺骗、愚弄全县干部群众，影响极坏，于是立即向县委领导打电话，要求县委先派人到现场调查，待重新准备好后再开现场会。但县委领导对这个意见置之不理，仍按原定计划召开现场会。8月18日，全县200多名干部乘车去盖竹村参加现场会。

下车后，县委领导简单地将会议安排讲了一下，便排队参观盖竹村的粮仓。粮仓门都开着，往里看能见到堆着的稻谷。看第二个粮仓时，见这个仓房比第一个宽大得多，仅这个仓房足可以装几万斤稻谷。参观者中原本不少人对这次现场会有怀疑，特别城郊区的干部，早已得知了实情，对这样的假现场十分气愤，都想捅开假象。这时，县长兼城郊区委书记李赞忱和另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在仓门外顺手捡了一根木柴，在仓门口往谷堆里一戳又一拉，唰……表面一层谷子溜下，里面的箩筐、簟皮都露了出来！参观者都围过来，看到这样的真相，议论纷纷：“假现场！”“骗人！”不肯再往下参观了。新来的县委主持人却训斥李赞忱：“你‘县太爷’什么作风？是国民党作风！不像话！”李赞忱气愤地顶了一句：“国民党作风不是我，是你！”县委主持人一时语塞，沉默良久才宣布说：“会开不下去了，不开了。留下区委书记，其他干部散会回去。”

区委书记留下讨论向地委汇报全县早稻产量问题。县委新领导在会上说，盖竹村除掉假仓部分，亩产仍然定为1068斤，仍然是全县早稻高产标兵，要登报表扬、要鼓励。全县早稻平均亩产上报定700斤。在场少数人附议，多数人沉默。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刘金松表态说：“全县平均亩产700斤太高”。其理由是他本人入春以来，亲自参加检查验收的城郊区106丘计93.37亩干部试验田、丰产田，应该算是最高产量，平均亩产是737.8斤，这些田的产量比一般田的可以高出4-5成到5-6成，全县当年7万多亩早稻，城郊区占1/3，其余2/3分布在全县各地，产量比城郊区的要低很多，更不要说与干部试验田比。因此，刘金松认为全县早稻平均亩产报400多斤不到500斤，这样的数字已有“水份”，但比较接近实际。

会后，刘金松越想越感到问题的严重，上报亩产700斤，下半年上级如果以这个数计定龙泉的粮食征购任务，势必征“过头粮”，原本缺粮的龙泉，老百姓就没饭吃，自己身为分管农村、农业的县委领导是难卸其责的，必须如实向上级报告自己的观点。8月22日，刘金松给温州地委写信，反映龙泉粮食生产的实际及自己多次调查的结果，坚持认为县委向地委上报的亩产700斤是虚假的，比较接近实际的亩产只能是400多斤不到500斤。

地委派工作组督导县委整风，唯实者得咎

龙泉早稻低产受到省委批评，现场会又当场揭了假仓，县委分管农村、农业的书记又向地委写信阐明自己在早稻产量上与县委上报的数字相左……看来，龙泉县委存在的问题已经够严重，必须开展整风。9月19日，温州地委派出以地委组织部长为首的工作组来龙泉督导县委整风。工作组到龙泉当晚，便连夜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至翌日清晨。会议集中批判以县委副书记刘金松和县长李赞忱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同时还涉及部委、区、社，反对浮夸，坚持实事求是的一批干部。10月2日至3日凌晨，地委工作组再次通宵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除进一步批判刘、李严重“右倾思想”外还加上“非组织活动”“地方主义”等帽子。会议最后由地委组织部长宣布：“刘、李先停职检查，下放劳动。”会后，李赞忱被派到偏远的道太公社王庄、锦安及屏南瑞垟劳动；刘金松先在城郊公社后转到查田炼铁工地，入冬后又被派到庆元荷地劳动，直到春节后发生肺结核病住院。

10月16日，温州地委工作组给地委报告称：“龙泉县委领导长期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1.两条道路斗争非常尖锐，以县委副书记刘金松，常委、县长李赞忱为代表已经形成了一股打击先进、攻击先进、拉拢落后、支持落后，向党闹对立、与县委唱对台戏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刘李二人的错误主要是严重的右倾和个人主义思想。2.干部路线也有很多问题，重才轻德，无原则照顾而使个别政治衰退与政治不纯分子窃踞了党的领导，压制了新生力量……对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到了破坏党的团结并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人，如刘金松、李赞忱，必须严肃处理。原则上应撤除他们党内一切领导职务，下放农村锻炼，至于具体怎样处理，视其检讨认识程度和改进（正）决心如何，再作处理。”这份报告的末尾，除工作组的两位领导签名外，所有参加整风会的人员包括刘金松、李赞忱都不得不在“同意以上事实”栏下亲笔签上自己姓名。

10月21日晚，县委召开乡支部书记座谈会，新派来的县领导人在会上说：“我到龙泉时间不长，了解情况不多，现在看来早稻亩产平均768斤只少不多……对粮食产量问题的斗争，最激烈的表现在盖竹现场会，现场会上以李赞忱为首搜仓，造成思想混乱……那次斗争是从县委本身来的，他们是有准备的。刘金松同志首先怀疑，加上李赞忱为主进行活动，制造了这个斗争……接着刘金松即向地委写报告，始终坚持（早稻亩产）是450斤，500斤不到，公开向县委斗争。李赞忱从盖竹会议回来后，召开乡支书会，借学习《红旗》杂志文章名义，认为县委不实事求是，发动乡支书向县委进攻……粮食产量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今天把情况告诉你们，张、刘、李、李、刘、隆、吴、陈（以上所指系当时县部委办及区社主要领导中列入被批判对象者的姓，原文如此——撰者按）都有问题，当然程度不同。我们要大力帮助他们，他们如坚持不改，是要处理的……否则工作搞不好，这不是个人问题，是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你们支部书记要挺身而出，态度明朗。”

10月30日，温州地委根据工作组报告，向浙江省委呈报《关于龙泉县刘金松、李赞忱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提出撤去刘、李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的处分，请求省委批示（省委未批复）。

1958年11月庆元并入龙泉县。12月6日，龙泉县委向省、地委报告：全县486700亩耕地，粮食总产量（包括杂粮）53542万斤，平均亩产1100斤，比去年增长251.7%，早稻最高亩产1900斤，晚稻最高亩产5177斤。

中央策略改变省委领导过问，错误结论得以撤销

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党中央先后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等会议，号召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尤其是毛泽东《党内通讯》六条直发到村党支部，力图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

1959年5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到龙泉视察。期间有龙泉的干部反映了去年龙泉发生的早稻产量虚与实的斗争情况以及刘金松、李赞忱等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被批判处理的冤情。林乎加十分重视干部们反映的情况，在自己离开龙泉时，特地命秘书留下，继续调查，并听取被批判停职检查的干部意见。在掌握了整个案件的实情后，即令温州地委要实事求是重新复议龙泉这一大事件。

温州地委按照当时中央文件精神及林乎加书记指示，7月18日向省委作了报告，称：对龙泉1958年早稻产量案中向省委报告的刘、李错误的处理报告，重新进行讨论，“认为该报告中对刘、李二同志所作的‘严重右倾’、‘非组织活动’、‘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结论是错误的，现请求省委允许撤销原报告，并将地委检讨报告如下：地委不善于听取反面意见，在处理龙泉县委的不同意见作出了错误结论，这次事件给我们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我们应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第一，地委对龙泉产量问题的处理，是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种思想作风的斗争。第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团结。……在地委第四次扩大会上，结合学习《实践论》，摆出了龙泉问题，并要求到会同志从思想方法上接受教训，提高领导水平。

不久，中共温州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在会上郑重宣布撤销原地委上报省委处理刘、李的报告，恢复刘金松县委副书记、李赞忱县委常委职务。

至此，1958年龙泉早稻产量之争及盖竹现场会事件终于有了结论。

【作者简介：林世荣，原龙泉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