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杭州，丝绸作坊遍布运河两岸。1949年后，杭州34家丝绸练染作坊合并组建了浙江丝绸炼染工业联合工场，也就是杭州丝绸印染厂（下称“杭丝印”）的前身，厂址在新华路林司后的一条窄巷里，如今地图上还能找到“杭丝印巷”的地名。1951年，杭州42家经绒染坊开始联营，1956年公私合营，组建了杭州经绒炼染厂，也就是杭州丝绸炼染厂前身。1997年，两厂合并成立了杭州喜得宝集团有限公司。

我的父亲赵耀庭是绍兴黄坛人，十六岁进入丝绸作坊当学徒。1978年，父亲从“三线”回到杭丝印，当时国家有个政策，父母退休允许有一个子女顶替职务。为了我的工作，父亲提前退休，由我“抵职”。初到杭丝印正是夏秋季节，厂里赶着完成外贸任务，忙得不可开交。当年杭州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在清泰桥旁的贴沙河，水量不足，每当入秋季，钱塘江大潮上来，水里盐分大、硬度高，印染不上去，牢度成了问题。工人们正为“抗咸潮”忙碌，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同年年底，我听说丝绸局正在筹办首届杭州电视大学（今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立马去报了名。自此，我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复习功课，好在当过教师，中学里的知识没有完全忘掉。实际上，我从“抵职”进厂到入杭州电大读书，只有半年左右。

一

1982年毕业后我回到了杭丝印，因我所学专业是“纺织机械”，故被派到动力设备科，当时恰逢厂里在搞技术改造。这里有一个背景，80年代，我国丝绸出口以初级原料为主，也就是厂丝（指桑蚕丝、真丝），充其量只有面料——整匹白坯丝绸，这种出口方式的产品附加值低廉。至于说丝绸加工的下游产业，诸如，练、染、印、整技艺，直至设计成品与销售，大多在外方。不过杭丝印与其他丝绸印染企业稍有不同，我们以“二小”为主，也就是小额染色绸、小额印花绸。丝绸出口产品如果获得进一步加工，附加值就不同了。杭嘉湖素以蚕桑闻名，原料蚕丝就地取材，只要有了现代化设备，就可以带动各行各业发展，加快国家建设。因此，杭丝印申请技改项目时，无论是省市级部门还是中央各部委都可谓“一路绿灯”。我作为一名纺织机械专业毕业的学生，一出校门就被“委以重任”，从项目申请，到调试安装、组织生产，都参与在第一线。

杭丝印当时准备花费六百多万元引进一整套德国造最新纺织印染机械设备。这是一个引进全套先进设备，动用至为珍贵的国家外汇、耗资甚巨的大型项目，上级要求杭丝印以“短、平、快”方式完成技改任务。接到任务我丝毫不敢怠慢，一个人到政府技改处申请项目，又到省里报批，最后送到北京中国丝绸总公司审核报备。批下来后，又与外方谈判，签订合同，一直到进口设备到位。

进口机械设备运抵以后，我找来一名机修组长，一名八级车工师傅共同安装。德国生产商运过来的大型成套设备，体积过于庞大，机器复杂，别的不说，仅外文图纸就堆了小半个房间。我们一张一张找出来审阅，根据图纸，几个人分工，一件一件地安装。这套设备可能是由几家公司分别制造，对方也没有就不同部门生产的机械进行太多协调或者配对过，设备大问题没有，小差错却接连不断。有的组件与零件配不上号，或者有差异，导致装不成功，因此哪怕是一个螺丝的误差，都会造成极大的麻烦。记得当时安装时，一个孔的位置对不上号，部件就装不起来了。无奈之下，我们就将这些部件作了调整。每有改动，我便让人拍照，留下存根，原来是怎样，改动后，又成了什么样。后来，对方技师来调试验收了，我向他说明修改状况，对方说：“你们这样改是对的”。我说：“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修复安装，应当怎样补偿？”对方听了，爽快地说：“没问题，应当付给工时费。”

80年代初，大家的工资都很低，如果按我方工资支付，没几个钱。我说：“这些误差应当是在制造时形成的，我们在替你们补过，属于你方责任，应该以德方工时费计算。”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向对方要钱，我们想的是用机器的备用零件抵偿付给我方的工时费。这个方案在与对方交涉前，大家已经有了预案。我们清楚，设备在今后的长期操作运转中，必然会遇到障碍，零部件损坏或磨损之类，特别是易损零配件，肯定需要修理或更换。到时如果再向对方购买，必定要动用外汇。当年外汇使用乃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需要层层审批，麻烦极了。往后，我们就用对方提供的备用零件，自行制作，也就减少了不必要的进口费用。1992年，厂里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杭丝印成为全国丝绸印染行业走在最前列的厂家之一。

1984年，我被任命为副厂长，那年我30岁。杭丝印是一家“县团级”企业，我没经过副科、科长这样的台阶考核就被任命为副厂长，有人对这样的破格任命觉得别扭。记得当时国家提倡“四化干部”，也就是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丝绸局为此举办了一个厂长、经理培训班，3个月时间，有教材、有老师、有操作，结束时要考核。学员都是来自于相关岗位上的人，有厂长、经理，有人上了点年纪，虽说业务熟门熟路，到了理论关，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还好，我从电大出来，基本理论没忘，在厂里又有实践经验，加上专门做过最新纺织设备的安装操作，到过国外丝绸纺织公司考察，学习起来，问题不大。

二

1983年厂里有位副厂长退休，带了几个技工到深圳“二次创业”。深圳是靠近香港的经济特区，出入要办特区证，政策上允许特事特办。他们的举动给了大家不少启发，于是，杭丝印也在深圳办了一家工厂，成为杭州在深圳创办的首家丝绸企业。

新企业由四方组成，一是杭丝印，出技工、技术，向中国银行贷款，占15%股份；二是中国银行，占10%的股份，在深圳开办企业需要外汇，而当时只有中国银行才有；三是香港招商局在蛇口的一个办事处；四是一位港商。企业在1984年成立，我当时参加了开幕式。

杭丝印在深圳开办企业对其后续发展大有裨益，相当于有了一个前哨阵地。这里傍靠香港，外商或港商能就近下单，我们也能就近接单与生产，加快了向国际市场靠拢，也为杭丝印日后获得自营外贸打下了基础。有的单子深圳企业承接不了，再拿回杭州做。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也让杭丝印摸到了国际市场的门道，对于杭丝印事业的开拓如虎添翼。杭州不少丝绸、棉纺织厂闻讯，也跟进到深圳开创业务，此乃后话。

丝绸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产品，对于进出口而言，具有优势条件，尤其是杭嘉湖平原，自古就以盛产蚕桑闻名于世。为了打开浙江丝绸出口被动局面，上级决定在杭丝印原有基础上，集中了全省纺织品设计人员到杭丝印，由此，杭丝印成立了设计室。厂方将设计好的花色样品，送到上海出口单位与北京总公司选样，寄往国外。对方往往认为，样品过时了，然后将制作好的样品寄过来，杭丝印根据来样生产，称“来样加工”。当年意大利服饰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世界服饰之都”的说法。针对染整技术，杭丝印提出了一个口号：“赶超意大利水平”。

到了90年代初，杭丝印基本上完成了工业设备的技术改造，国内企业也已经能够生产国际上最先进的纺织机械设备了。在改造设备硬件的同时，政策又有了松动，我们开始着重于软件引进，厂里订阅了不少国外时尚杂志，积极培养设计人才，许多外厂的设计人员也被派遣到杭丝印工作。在上级推动下，我们邀请了意大利纺织工会技术员到杭州交流参访，请他们帮助提升纺织技术。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推动干部出国考察，中层以上干部都到过发达国家同类企业。在国外，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意识到双方的差距。许多生产中的细微技术，外行人看不懂，杭丝印派出人员，一目了然：面料缩水率必须小于3%，烘干技术的张力、精细度、色泽鲜艳、染色牢度……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将国外同行的先进做法，一个一个带回来进行攻关试验，同时也引进了最先进的技术与营销理念。那时杭丝印迎来了最鼎盛、最辉煌时期，带动整个杭州丝绸行业从业人员达到6万人之多，有的市民一家几代人都在丝绸纺织行业工作。我们以“短平快”方式赶超了国际丝绸纺织的先进水平，也赢得了无数国家、省部市级金奖、银奖、优质奖，行业内可谓独领风骚。

八九十年代，丝绸服饰在国内属于高档小众产品，内地人购买力弱，主要做外贸出口生意以及内地的外宾商场。改革开放后，大批游客涌进大陆，我带队到广州首家五星级饭店——白天鹅宾馆小卖部推销，生意不错，店方索性为我们设了个柜台，专做杭丝印丝绸产品。

在广州尝到甜头后，我们又到上海、北京等地去推销。那时外宾、华侨与港澳同胞在内地购物必须使用外汇券。我们就在机场、车站、友谊商店与工艺美术商店等开设专柜，提供丝绸产品。特别是北京友谊商店，周边是驻京使馆区，外国人多，生意特好做。后来，又到西安的高级宾馆设立了专卖部。开始只做丝绸面料生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自己生产与出售丝绸服装了！

那时是一个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互交错的岁月。按当时说法，叫做“两条腿走路”，国家仍对商品实行统购统销，配额是上级垄断的。企业原料，也就是厂丝，由省丝绸公司统一调拨，每个丝绸厂家都能获得一定比例的配额。1987年，外经贸委决定，授权全国首批四家生产企业从事自营进出口业务，杭丝印名列其中。对于杭丝印来说，一方面必须要完成上级单位——省丝绸公司分派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完成任务之余，自行从事外贸业务。政策刚放开时，也出现过混乱。蚕丝产地以杭嘉湖产量最高、质量最好。湖州与嘉兴一带靠近江苏，不少城镇处在二省交界之地，有蚕农两边跑，哪边蚕丝收购价高，就往哪边送，由此，发生的摩擦不在少数。

以前因为企业不能自办进出口业务，也就不需要商标，杭丝印只能用上级单位——省丝绸进出口公司的商标。1988年，杭丝印获准享有对外贸易经营自主权，就需要自己的商标，杭州丝绸印染厂英文全称是HANGZHOU SILK DYEING AND PRINT FACTORY，缩写成四个字母“HSDP”，读音像“喜得宝”，于是在1989年注册了“喜得宝”商标。LOGO向全厂职工征集意见，设计图案看起来像一卷丝，极具象征意义，一直延用至今。

三

杭丝印的原厂址在市中心的林司后，旁靠中河，印染属于污染性企业，在炼染与印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造成环境污染。政府有过两次要求搬迁，后因资金问题暂时搁置了。到后来真正准备搬迁时，大约有二百家相关企业正在改组整治。

当时有个政策，叫“多兼并，少破产”，换言之，也就是将一些濒临破产，或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合并到效益较好的单位中。自1984年我进入杭丝印领导班子后，全厂员工一直稳定在2200多人。1993年，兼并了杭州漂染厂，增加几百号人；到了1995年，又兼并了第二丝绸服装厂，这家企业几近破产，我当时跑到现场看了一下，荒草都长到1米多高了……林司后原厂址兼并的两家企业，加上杭丝印，就是3家厂，处在市中心的弄堂里，别的不说，3家企业的厂门就有十几个，看门人达到200多人，三个污水处理站，三个高压配电站，需要有人值夜班，加上辅助人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组建集团公司时，员工一下子增加到5000多人，3000多在职员工，2000左右退休人员，企业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杭丝印员工埋怨道：“这些倒灶厂拖累了我们也变成‘负资产’了！”为此，我们提出三个方面调整，即资本结构、人员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

上百家印染企业的合并兼并，大家感到难度大，于是，就有了组建集团公司设想，上级单位——省丝绸局与省计经委也支持这样的想法。只是这些厂家大多是负债运营，如果筹建集团公司，它们的银行贷款与对外欠债怎么处理？1997年，国务院出台“挂账停息”政策，也就是将这些企业的银行贷款挂账，利息上报人民银行总行核销，本金要还的，实行“零资产转让”。

合并后，原企业结构需要调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员工不能随便抛到社会上去，怎么办？我们将几个厂的富余人员集中起来，安置分配。企业有幢楼，原是搞培训的，我们先将人员召集起来轮训，最多时学员达到二、三个班级。开始时，没有具体目标，只是学习上级文件，讨论怎样才能熬过改革的“阵痛”期。1997年，保险业开始起步，我们请保险公司的人到厂为员工培训。培训班上，我说，你们先去听听，试试看，学点保险知识也是好的。由于厂里仍发给基本工资，许多人去学习后，感觉做保险不错，有提成，甚至比厂里的工资还要好，便主动要求转到保险公司。我们还与街道联系，有员工到了街道或居民区做事，有人当了城管，除了老职工到点退休，或提前退休外，喜得宝没有一个下岗的员工。

千禧年初，喜得宝进行了改制，改制所付出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对于50后、60后的这一代人来说，付出的沉重代价，难以言述。在丝绸纺织行业里，受冲击最多者，莫过于织造厂。90年代后，乡镇企业兴起，运营成本普遍低于国有企业，他们没有包袱，适应性强，机制灵活。对国企纺织面料厂来说，压力非常大，如果进行技术改造，成本太高，不进行技术改造，会被拖垮，有人说，不技改等死，技改死得更快！不过，杭丝印撑过来了，主因是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厂里的前辈就提出“向意大利服饰看齐”，申请了技术改造，对机械进行更新换代，前期困难已经消化掉了。80年代后，又不失时机地到深圳办厂，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营销，产品拉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2010年，有位领导到杭州视察，要市里推荐一家在改革过程中比较平稳的老企业给予奖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荐了喜得宝，还给了十万元作为奖励。

四

2003年，随着杭州城区改造的推进，市里要求企业易地搬迁，搬到什么地方？上级没有统筹安排，由厂方自行到郊区去找。我们到过许多周边城镇开发区，就是谈不下来，不是他们不欢迎，也不是因为杭丝印有排污问题，杭丝印是多年国企，污染处理早就遵循了国家规范。只是有个政策，厂址虽迁出市区，税收必须留在杭州本级。开发区的人说：“开发区的土地、拆迁、建筑、交通这些措施，需要成本，你们将税收留在杭州，这些费用如何消化？”

那时，公司有员工1500多人，从城区搬到郊区，困难很多。我们找到了临平镇，对方派人与我们谈，没谈拢。我打听到开发区书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于是跑到北京，直接找到了书记。他说，开发区正在公路北面规划土地，准备搞纺织工业板块。听到消息，大家喜出望外。谈到税收问题时，我对他说，政策是上级定的，我们无力推翻，不过，公司可以在开发区设立一个全资公司，将税收留在开发区。又说到土地价格，别的厂家以8万元到12万元每亩拿到，给我们的价格是20万元每亩，一共是136亩。我咬了咬牙，将协议签了下来。

2006年，工厂搬到临平开发区，污水处理成了头等大事。我们自建了污水处理池，虽中间有曲折，但终是派上了大用场。另一个问题是丝绸原料——蚕茧，原主要产地在杭嘉湖地区，改革开放后，随着长三角工商业兴起，传统蚕桑业正在衰退中，种桑养蚕者逐年减少。养蚕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幼蚕喂养还好，但等幼蚕长大点，就必须每晚起床四到五次喂桑叶，年轻人大多不愿从事这个祖传行业。由此，蚕桑生产转移到了广西、四川、江苏、山东和安徽等地去了。近年来，喜得宝收购的厂丝主要来自广西、山东等，丝织面料厂也跟着迁移到了那些地区。丝绸业是一个农——工——贸一体的产业，虽然桑蚕产业化了，采取“工厂化”养蚕，但俗话有“吃什么、吐什么”，质量与人工饲养的蚕丝相比，有了落差。近些年，公司外贸出口形势严峻，国外订单少，收缩得厉害，压力大，产品主要针对国内市场，以做品牌为主，也为外贸做加工，采取经销方式，至于说外贸服装生产，量不大，喜得宝这样的老企业，不敢说做强、做大，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2023年9月，国家在海南试点“零关税”，作为“老九和染坊”的嫡脉，喜得宝成为试点单位之一，外国友人在杭州购买喜得宝产品，出境时，拿着喜得宝开具的发票就可以退税，换句话说，喜得宝产品出了厂门就是国际市场了。2024年2月，喜得宝被认定为第三批“中华老字号”企业，这一荣誉不仅体现了喜得宝的历史传承，也彰显了喜得宝在丝绸行业的领先地位。如今的喜得宝涉及科技、商业、物流客运、酒店、会展服务等多个领域，已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

一晃眼我在丝绸领域已40余年了，历经杭丝印技改，喜得宝兼并、重组，到如今终得涅槃，欣喜之余，我常常在想，杭丝印像极了这抹中国丝绸——看似柔弱，却在岁月里越磨越亮，闪闪发光，只要运河的水还在流淌，那这缕蚕丝就会一直缕缕生花、绵绵不绝。

【作者简介：口述人：赵之毅，杭州喜得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丝绸传统练染印整技艺杭州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整理者：龚玉和，原供职于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国际部、浙大亚欧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退休后，从事文史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