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代表着宋代理学的高峰，是中国历史上标签式的文化人物，也是永康著名思想家陈亮的好朋友。他们之间曾发生的、在哲学思想领域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王霸义利”之辩，直接催生了以陈亮为代表的奉行“务实经世，义利并行”永康学派的形成，同时也孕育了永康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鉴于朱熹对永康的巨大影响，其与永康相关的行踪，以及与永康人的交往，素为永康历代官修的志史和民间谱谍所关注和重视。

现在我们检读《朱熹集》和《陈亮集》，基本就可以确认朱熹生前到过永康。但何时到永康？来过永康几次？与何人同来？在永康去过哪些地方？干过何事？朱陈二人均语焉不详。永康本地历代的典籍谱谍记载，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永康县志》的舛误疏漏，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为防止谬误继续流传，有必要进行认真梳理，加以合理分析和客观考证，以据辨谬，尽可能根据现存的资料，吸收今人新的研究成果，还其历史的真实面目。

朱熹只到过一次永康，时间在南宋淳熙九年（1182）正月。陈亮与朱熹的认识，缘于金华婺学翘楚吕东莱的牵线。南宋乾道六年（1170）陈亮在京城太学时，受到吕东莱影响，曾一度热衷二程洛学。为此，吕东莱在给朱熹信中说起陈亮的这个变化：“陈同甫近一二年来，却幡然尽知向来之非，有意为学，其心甚虚，而于门下向慕尤切”（《吕东莱文集》卷四《与朱元晦》书二）。朱熹对陈亮的皈依洛学颇为欣赏，并委托吕东莱向陈亮求要他所刻印的《三先生论事录》和《本政书》。从此朱熹便对陈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相互之间既没有展开通信，也没有实质性的来往，真正促使他们见面则要等到十年之后。

南宋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吕东莱不幸英年早逝。十二月朱熹正式出任钦差大臣、提举浙东茶盐公事，负责浙东地区赈荒事宜。南宋淳熙九年（1182）正月，朱熹巡历金华，期间专门前往武义明招山祭奠吕东莱。据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考证，朱熹“十七日，巡历到武义县，往明招山哭祭吕祖谦墓。永康陈亮来访于明招堂。”两人初次晤面，气氛十分融洽，均有相见恨晚之感。朱熹的“妙论”，往往出乎陈亮所闻。《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八《壬寅答朱元晦秘书》云：“山间获陪妙论，往往尽出所闻之外。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惟秘书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后知其不可也。别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而陈亮的“宏论”，也启发了朱熹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云：“数日山间从游甚乐，分袂不胜惘。……别后郁郁，思奉伟论，梦想以之。临风引领，尤不自胜”。然而恰恰正是这种相互倾慕，初次见面的谈话就会少些顾忌，容易恣意汪洋，自由不羁。随着话题展开和深入，两个人的观点分歧逐渐显露，“朱、陈义利王霸之辨，盖滥觞于是次明招堂之会矣”（《朱熹年谱长编》）。从此长达16年之久的朱陈论辩拉开了序幕。但思想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祭奠完毕，陈亮盛情邀请朱熹到家乡龙窟小住，朱熹欣然从命。这位大儒终于踏上永康大地，下榻陈亮家中，开始了仅有的一次永康之旅，时间大约为七天左右。

根据陈亮当时的家庭状况，接待朱熹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虽不能讲是宽绰，但一般的起居饮食还是具备条件的。另外当时朱熹同永康人交往未众，能与他同坐讲论的更少，再加之陈亮专程往明招山邀请，到永康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放在陈亮家，属情理中事。陈亮在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的春天，在给朱熹的信中提到：“亮旧与秘书对坐处，横接一间，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对柏屋三间，名曰抱膝”。尽管这是三年前的旧事，但与朱熹对坐的情形，陈亮还是记忆犹新，对这个往事所作的记录，成了朱熹到过陈亮家的铁证。

朱熹到永康的第二站，似在吕皓家。吕家世居太平，与陈亮同里，吕皓的哥哥吕约又是陈亮学生，陈亮向朱熹介绍永康士子的情况，吕氏兄弟必然是重点推荐的对象。其次，太平吕氏为当时永康首富，良田千亩，家底殷实。吕皓的父亲吕师愈，字少韩，“姿善治生，不为竒术速赢转化，徒以俭节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故骤起家，富于一县”。而朱熹这次任职浙东的主要工作就是劝赈救灾，面对一个仗义疏财，又与陈亮捻熟的富豪，朱熹岂能放过前往劝赈的机会。就吕氏家族而言，朱熹的到访，也是一件非常体面和光宗耀祖的事情。对于朱熹赈济的提议，吕家给予了非常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对此，吕皓在《上孝宗皇帝书》中，曾有过简单的回忆：“臣婺之永康人，世修儒业，而未有显者。于是臣父，纵臣之兄与臣，宦学于外，从四方之士游，而求光其先业焉。中间郡县，旱暵相仍，圣旨轸念无以为生也，降诏捐爵，劝谕富室，出粟以赈之。臣父慨然动心，令臣首出应命。既而朝廷虽特授臣以一官，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资，以食君之禄，于兹三年矣。”吕皓在《上邱宪宗卿书》中 ，则更具体说明：“去年，部使者朱公晦翁乃以某之名奏于朝，私心只为一试计，亦不虞其为有道之忧也。”《金华府志》卷之十六云：“吕皓字子旸，永康人。少负志节，学于林大中，友陈亮、吕祖谦。以出粟赈济，受知于仓使朱熹，荐诸朝，补郡文学。”吕皓是由朱熹推荐入官的永康第一人，后因父兄受诬入狱，吕皓曾上书孝宗皇帝，请求以自己所纳之官，为父兄赎罪。由此可见，朱熹曾劝赈吕家，吕皓以赈入官，确为史实。

 朱熹在永康的第三站，应是寿山。最早记载朱熹到过寿山的史籍，为《正德永康县志》，其中卷之三“山川”条曰：“寿山，县东五十里，中有石洞，高六丈许，广五丈余。***寺前有台，名曰‘兜率’，岩上有‘兜率’二字，俗传宋朱子所书。”

寿山石洞，三面悬崖，环境幽静，人迹罕至，建筑简单，冬暖夏凉，为聚徒讲学成本最少的理想之地。尽管主持者渺不可考，但陈亮必是受邀主要讲学之人，朱熹到永康时，规模想必也已经不小，金华大儒吕祖谦生前，也曾数次莅临于此授课讲学。所以请朱熹前往寿山考察，与永康学子见面讲学，会是陈亮努力争取的目标。作为朱熹来说，有传播自己思想的机会，自然也乐于从命。由此推断，朱熹去过寿山，应该是大概率之事。另据，朱熹在离开永康不久，就给陈亮写了一封信：“方岩之下伯恭所游乐处，其名为何？其地属谁氏？幸批示”（《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325页）。时间为淳熙九年六月末。假如朱熹没有去过寿山，就不会如此发问，这应该视作朱熹曾游寿山的有力佐证。

朱熹在永康的第四站，可能是双锦村徐木家。民国戊辰年重修《双锦徐氏宗谱》中，有一篇宋人胡德载“徐木行状”云：“乾道九年癸巳秋八月，适元晦主管台州崇道观，尝访公于里第，茶话竟二日，以其易象家人利女贞之篆书于厅壁而去。”胡德载与徐木既为同邑，又是同时之人，所作“徐木行状”理应可信，但不知何故，时间记载却是大误。或许意识到了问题，后来的永康县志，就将徐木行状中朱熹到访的时间删除了。《正德永康县志》卷之六“卓行”条曰：“徐木，字子材，双锦人。宋乾道丙戍进士，至寺丞，盛有才名。朱晦庵与之游，尝过其第，书家人卦爻辞于其壁。”以上记载，虽非铁证，估计也不会空穴来风，笔者倾向朱熹到访过徐木。理由如下：第一，徐木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其家族自居永康陂塘以来，就有五人蝉联科甲，名声显赫，为永康的豪门，像这样家学渊源的簪缨豪族，朱熹乐于拜访。其次，徐木在南宋乾道二年（1166）已中进士，社会地位并不低，又加之徐木对朱熹十分崇拜，多次要求陈亮介绍认识，现在朱熹就在县城逗留，陈亮一定尽力促成双锦之行。第三，据束景南教授考证，朱熹离开永康，是正月二十五日，从县城码头乘舟直往兰溪的。从当时朱熹的官职来看，尚不足以配备专用官船，极有可能是搭乘民间船只。搭民船不可能说走就走，就有了一个等待班船的问题，而恰恰这个等候，为朱熹到访徐木家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县城与双锦村近在咫尺，往来便利，甚至还不排除下榻徐木家的可能。由于这次见面，两年后朱熹还给陈亮写信询问徐木的情况，陈亮回信答道：“徐子才常相见，不独有可用之才，而为学之意方笃，亦甚思得一见长者，但要出不易耳。”

以上为朱熹永康之旅活动轨迹的初步梳理，不一定全面、准确，需进一步完善补充。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到永康活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巡查灾情，劝喻赈灾；讲学寿山，传播理学；拜访名士，了解文风。时间虽短，却对永康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一直以此为荣，历代乡土志史和相关家谱，纷纷争相记述，溢美之时，亦衍生出了许多令人汗颜的谬误。

明代洪垣《桃岩丽泽精舍记》云：“晦庵朱公、东莱吕公访同甫，尝同游讲道于兹，留题字迹俨然可见者，以为朱子尝欲屋之而未及成也。”清代《康熙永康县志》卷十三载：“朱熹，字仲晦，婺源人。淳熙八年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举行荒政。按台过婺州，题孝友二申君墓。至永康与陈同甫上下其议论。晚又与吕东莱、陈同甫三人讲学于寿山石洞。石上有朱书‘兜率臺’三字，可丈许，乃先生手迹也。先生于乾道年间，再至东阳访吕敬夫，有留别诗，中有‘泥行复几程，今夕宿丽州’。又于淳熙十一年，访陈同父于永康。庆元四年，又以时禁避居石洞，定大学章句草本，存歌山郭家（按东阳志详载之）。如此，则先生之往来于永康，非一次亦非一时，诚溪山之幸也。”清代 《五峰书院志》，在“宋·紫阳朱文公”中载：“淳熙九年，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举行荒政，按台过婺，至永康，访陈同甫先生，讲学于寿山石洞，盘桓累月。”

上列史料，其谬误有四：一是朱熹、吕东莱、陈亮三人同游寿山。（其误在一个“同”字，朱熹到永康时，吕东莱已经去世，何能同游。）二是朱熹到永康的时间，分别有南宋淳熙四年、淳熙八年、淳熙九年秋、淳熙十一年。（朱熹只在淳熙九年正月来过永康。）三是朱熹在永康停留的时间较长“盘桓累月”。（朱熹在永康大约7天，何来几个月之久。）四是朱熹数次到永康。（朱熹根本没有第二次到过永康。）

对县志记载的错误，首先提出质疑的是清乾隆年间的程尚斐，他分别写了《淳熙四年辩》《晦庵欲屋石鼓寮辩》二文，为以后学术界客观地对待县志误载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开端。对待古先贤事迹的态度，我们要防止二种倾向：其一，罔顾历史真实，生搬硬套，凭空捏造，一味拔高；其二，抓住史料记载某些错误，怀疑一切，否定基本事实。

陈亮与朱熹一生中有三次会面。第一次会面在南宋淳熙九年（1182）正月， 地点浙江永康，上文已有概述，故从略。

第二次会面在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地点浙江临安（杭州）。那年三月，陈亮赴金陵、京口考察，为再次给孝宗上书作准备，《念奴娇·登多景楼》是他吟出的一首悲愤的千古名作，也是陈亮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五月上旬返回临安，适值王淮罢相，陈亮马上写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建议经营治理建业，并以此做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江南根据地，以便直取中原，痛斥了朝中议和派的“书生”们关于“江南不易守”的谬论；大胆提出“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的宗旨；同时也寄寓着对孝宗皇帝能给以召见的渴望。陈亮上书受到主和派的极力抨击，甚至也得不到主战派的支持，结果上书失败，理想扑灭，壮志未酬。郁郁寡欢的陈亮，在临安剩下的事就是等待与入都奏事的朱熹相见了。

这次姗姗来迟的两人重要的临安之会，实属不易。早在淳熙九年正月会面之后，朱熹就约陈亮和陈傅良到绍兴一会，因陈傅良爽约作罢。八月朱熹将去任时，又约陈亮来缙云相见，但因陈亮忙于架屋，未行。淳熙十年（1183），陈亮打算“秋杪”后，走上饶访辛弃疾，入闽访朱熹，朱熹也表示“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后来由于朱熹南下泉州吊傅自得，陈亮自己即陷困于狱事，因此不能如愿。淳熙十二年（1185），陈亮表示要“策杖访长者于武夷之山”，大概因两人展开义利王霸之辩又搁置。淳熙十三年（1186），陈亮再次表示：“甚欲走武夷，为旬日之款……且看仲冬如何？”朱熹则认为武夷山中冬寒夏热，要他“来春命驾”。但淳熙十四年（1187）正月，朱熹往莆田吊陈俊卿，再次失掉了相见的机会。这一年冬间的紫溪之会，也因朱熹要在家等待朝命，又意外失约。

所以这次难得的临安会面，了却了两人长期渴望再次相见的夙愿。他们在抗金主战、建都金陵、恢复中原、朝政时局诸问题上，则志向相合，观点基本一致。但在义利王霸论辩上，即显示了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对立，亦透露了临安的当面磋商，未能消弥俩人原有的基本分歧。

第三次会面在南宋绍熙三年（1192），地点福建考亭书院（建阳）。临安相会之后，两人保持着密切的友好联系。陈亮仍坚持他的功利观点，并用更明晰的语言宣称：“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宋元学案》卷五十六）永康功利学派在两浙、江西依旧蒸蒸日上，然而绍熙元年（1190）再度发生的狱事，给陈亮精神上以巨大折磨，多少挫钝了他那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锋锐。陈亮在狱中一年多，亲友冷漠，世态炎凉，朱熹却对他十分关切，通问不断，并为陈亮脱离牢狱之灾出力不少。这时朱熹的长子、也是陈亮的学生朱塾去世，给朱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两人的内心世界，在共同的遭际中逐渐靠拢。绍熙三年（1192）十一月，朱熹委托陈亮为长子作墓志铭，陈亮到福建祭奠弟子朱塾，促成了朱、陈最后一次见面。

这次考亭聚会有20天左右，是两人生平最长的一次相见，他们讨论的问题广泛深入，并且心平气和。尽管他们的思想对立没有消除，但朱熹对陈亮的思想却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他眼里朱熹从一个空谈性命的世儒变成了一代伟人，自己身上的豪气在减退，而儒气却在增加，这个转变对陈亮不久取得状元桂冠，帮助不少。其时辛弃疾正摄闽帅在福州，他是陈亮久已渴望会面的挚友，不久也应邀来到考亭。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文学三巨头终于聚首，这就是历史上名闻遐迩的“考亭之会”。从此以后，朱熹、陈亮再未见面，徒有书信往来。

毋庸置疑，朱熹的永康之行，朱熹与陈亮的交往，给丽州大地，凭添了不少名胜古迹，丰富了地方文献的记载内容，留存了许多美好的传说。古代大儒们的讲学和教化，为永康历史的辉煌起到了奠基作用，也是永康文化基因的直接源泉，千百年来一直芳泽沾溉，恩泽永存。对此，我们要永远铭记，以便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李世扬，《永康文献丛书》主编，永康市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