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先生曾说，“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此前只是人的一种自然和原始的聚落。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点……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路桥的地名，乍一听，可能让人一头雾水。路和桥两个最常见的交通用字，竟然也可以组合成一个地名。

路桥的地名从何而来？何时而用？又是谁人而起？一直是萦绕在当地文史专家心头的谜。

因为不管是历代的黄岩县志，还是台州府志，或是文人野史，都没有明确记载路桥地名的由来和启用时间。

甚至，在南宋的《嘉定赤城志》中，记录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说法。卷二《坊市》中记载：“新安市，在县东南三十里。旧名路桥”，而在随后的卷七《场务》中记载：“路桥镇，在县东南三十里。旧名新安”。

到底是路桥之名早，还是新安之名早？因为志书的语焉不详，给后世学者带来了诸多困惑。现在比较公认的是，新安之名为先，路桥之名居后。因为北宋《元丰九域志》载：“黄岩有峤岭、于浦、新安、青额、盐监五镇。”说明北宋元丰（1078-1085）之前，新安镇就已存在。

但新安从何时改成了路桥，又为什么改名，仍是个不解之谜。在路桥民间，流传最广的是宋高宗赐名说。

北宋末年，金兵攻破都城汴梁，在外的康王赵构被众臣拥戴登上皇位，是为宋高宗。高宗被金兵追赶，一路南逃，于建炎四年（1130）正月初三到台州章安稍歇，驻跸金鳌山祥符寺。但好景不长，初七明州（宁波）守将张俊兵败，初十逃到台州。

高宗慌了，“上以章安镇不可居”，不敢从水路南逃，于是渡过椒江在三江口登岸，走过山下郎，进入白龙岙，宿在朱砂寺。此后接连下雨，高宗急要动身，经唐家岙翻过不高的白石岗头（现白石关），从埠头堂到马铺，因为高宗的御马因疲惫在此扑到，所以叫马扑（马铺），高宗换了马匹，向东南而来。

此时大雨滂沱，恰如盆泼，官河上涨，淹没了道路，高宗心中十分焦急，附近百姓闻讯，纷纷拆下门板给皇上铺成了一条应急便道。高宗才得以出去。

高宗问大臣：“此处叫何地名？”当地官员立刻抓住机会说：“请皇上赐名吧！”高宗想了一会说：“此地路即桥，桥即路，就叫‘路桥’吧。”就这样，“路桥”之名传开了。而高宗走过的新安桥，也成了路桥十里长街的本命桥。

宋高宗赐名的故事，有数个版本，大同小异，然而，此类事迹史志上并无记载。甚至，高宗在台州的活动范围，在正史记录上也没有明确涉及路桥区域。因此，此说遭到了不少地方历史研究者的质疑。笔者认为，作为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传说，高宗赐名说符合中国百姓的“皇家崇拜”心理，是一个易于流传的优秀故事，但与路桥地名来历的真相几乎没有关系。破解路桥地名之谜的密钥，还得从史料中去找。

在《宋会要辑稿》之《食货一六，商税二》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台州旧在城及黄岩、港头、县渚、渚路桥、宁海、天台、仙居八场，岁二万八千三百八十六贯。熙宁十年，在城：二万三千四百四十贯四百四十五文；黄岩县：六千四百三十四贯五百八十一文；仙居县：四千二百二十六贯三十九文；天台县：四千四百四十一贯九百六十四文；宁海县：二千二百六十一贯五百一十五文；县渚务：二千三百二十一贯七百五十一文；渚路桥务：六百三十三贯八百八十五文；港头务：一千五百二十六贯二十一文。”

除台州在城（临海）、黄岩、宁海、天台、仙居等五个现在仍在沿用的地名外，我们查阅宋代志书，确认港头和县渚，也位于今天的宁海内。那么，剩下的这个“渚路桥”，到底在哪里呢？《元丰九域志》和《嘉定赤城志》都没有记载“渚路桥”。它会不会就是我们的“路桥”，或者是路桥的“古名”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前，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部《宋会要辑稿》到底是什么样的书，它的可信度和历史地位如何。

会要是以某一朝代的国家制度、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为主要收辑内容的一种史书，用于弥补正史的不足。《宋会要》是由宋代当朝史官记录编辑的史料。为了编修《宋会要》，宋代还特设了“会要所”，收集当时各类资料，分类编排，先后修纂十次，成书2200卷余，史料价值很高。《宋会要》成书后，因为资料太过庞杂，流传甚少，宋代会要又大多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成祖时期编撰《永乐大典》，《宋会要》已经有残缺，《永乐大典》把《宋会要》也采入其中，虽然拆散编入字韵事部之中，但客观上保存了这部重要的宋代史料巨著。因为原本的《宋会要》，已经在历史变迁中散失殆尽了。

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地理学者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对宋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徐松在翻阅《永乐大典》时，敏感地觉察到藏在大典中的《宋会要》之重要意义，利用工作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

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并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虽未能完成全部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民国时，又经多人整理，终于编成《宋会要辑稿》。

《宋会要辑稿》一经问世，便成为宋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史料，被誉为“宋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然而，《宋会要辑稿》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著作，因为《宋会要》被融入《永乐大典》后，就已被拆分得七零八落，幸亏有远见的徐松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但由于是借公家之名干的私活，难免粗糙，影响质量，虽资料繁富，却错漏颇多。

回到“路桥”地名上来，“渚路桥”完全有可能是抄写者把前一个“县渚”的渚抄重了，原文应是：“台州旧在城及黄岩、港头、县渚、路桥、宁海、天台、仙居八场”。果然，在其后面的《食货二二，盐法五》中，清晰地记载着：“台州在城：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五贯八百六十九文；零卖场：二千五百三十五贯九十一文；宁海场：六百六十六贯七百四十一文；仙居县：二千二百一十七贯五百二十六文；天台县：一千八百一十八贯一百三十八文；黄岩场：二千四百八十八贯二百三十九文；县渚场：六百六十六贯七百二十五文；路桥场：八百八贯八百一十二文；巷头务：二百五十一贯七百五十八文。”

在这段文字里，抄写者把“港头务”抄错成了“巷头务”，却没抄错“路桥场”。2014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会要辑稿》校点本中，也持同样态度，在《食货一六，商税二》这节，把“渚路桥”直接改回“路桥”，并在注释中说明了理由。

那么，这两段商税盐法记录的是宋代哪个时期的数据呢？《食货二二》因为原文缺漏，并没有写清年份。但据宋史学者们考证，大致在北宋中叶时期。而在《食货一六》中，就有比较明确的纪年标志了，那就是——熙宁十年。熙宁是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的一个年号，“熙宁十年”便是1077年。而此时，路桥已经从“路桥场”升格成了“路桥务”。

也就是说，起码在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之前，路桥作为一个地名，就已经存在了，而不是之前认为的，是南宋时才改的名。

那么，“新安”地名是怎么回事？它跟路桥地名又有怎样的关系？

同样，“新安”地名在何时出现也是个谜。在宋以前，路桥一直属于灵山乡的大部区域，我们在史志上能查到的最早文字资料，就是《元丰九域志》记载的：“黄岩有峤岭、于浦、新安、青额、盐监五镇。”《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跟熙宁十年（1077）几乎在同一时期。

新安，就是新近安定的地方。汉光武帝刘秀推翻王莽统治后，恢复汉室政权，当时全国有许多地方起名新安，这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也许由于新安重名太多，后来大部分地方又都陆续改名。路桥最古老的新安庙旧祀三国华佗，附近则有邮亭，有路桥史志研究者认为新安之名始于东汉，有一定道理。

《嘉定赤城志》卷二《坊市》中记载：“新安市，在县东南三十里。旧名路桥”，卷七《场务》中又记载：“路桥镇，在县东南三十里。旧名新安”。之前许多学者认为是志书记录有误，以致造成了矛盾。笔者认为，其实不然，《嘉定赤城志》记载并非错误，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了路桥地名的复杂演变过程。

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宋代的“场、务、市、镇”等概念及它们的关系。

首先是“场”和“务”。“场”是宋代的生产经营机构，它的设置地点通常在交通要道、商业氛围浓厚、商税较多的地方。而“务”则是场的具体赋税执行单位，设有监官，负责税收的征收和管理，以及查处走私等违法行为。很多时候，都是把“场务”合在一起说，代表税收征收机构。一般来讲，“务”较“场”要大，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方税务分局和市场分所的区别，许多“场”经过发展，往往升格为“务”。比如“路桥场”在熙宁十年（1077），就已经升格为“路桥务”。

其次是“市”和“镇”。“市”是一个区域内的商业经济中心，由草市发展而来。所谓草市，就是百姓聚集在一起交换贸易的集市。而“镇”，原本是驻军地，但到了宋代，已经成为行政镇，是地方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重要节点。它是宋代商贸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所谓“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宋·高承《事物纪原》），就是指人口还不足成为县，但却是重要税源地的地方，设立“镇”。“市”和“镇”通常都设有“税务”或“税场”，负责税收的征收和管理。通常，“镇”较“市”要大，“镇”往往由“市”发展而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清路桥地名演变的脉络了。新安是路桥的古地名，并在北宋元丰年间就发展为商贸集镇新安镇，而新安镇内的商业中心，则被称为新安市。但新安市之前并不叫新安市，而叫作“路桥场”和“路桥务”。路桥其实是新安市内的一个小地名，也就是新安桥。这在《嘉定赤城志》里得到了验证：“新安桥，在县东南三十里。一名路桥。”，也就是说，路桥场务机构是设在新安桥边的。当时应该称为：新安镇路桥市（务）。这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称呼，路桥方林汽车城，路桥永跃市场等类似。所以，《嘉定赤城志》这样记载：“新安市，在县东南三十里。旧名路桥”。这里的新安是指新安市，也就是路桥市，而非新安镇。

新安镇又是在什么时候改名为路桥镇的呢？《嘉定赤城志》卷七《场务》中记载：“路桥镇，在县东南三十里。旧名新安”。《嘉定赤城志》由陈耆卿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主纂完成，因此，在这之前，新安镇已经改名为路桥镇。但并不知改名的具体时间，一个南宋诗人不经意间留下的一首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线索。

孙应时（1154～1206），字季和，自号烛湖居士，余姚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淳熙五年（1178）左右，出任黄岩县尉，其间得到朱熹的赏识，三年后去职。孙应时任职黄岩时，曾写过一首诗作《黄岩新安镇舟中和王主簿春霁遣兴》：

天惜花时雨易晴，鸟知人意唤春醒。

归舟兀兀新安路，溪北溪南水正生。

孙县尉带着王主簿来路桥做什么？很大可能就是为了督促检查新安镇路桥务的税收情况，因为宋时主簿掌管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催收清核当地税赋。身为朝廷命官，孙应时在诗中仍称新安镇。那么由此可以推出，路桥之名，可能是在1181年至1223年这四十二年间更改的。

当然，光凭一首诗，不足以成论据，因为文人喜用旧地名来怀古抒情，确切的改名时间，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新安镇之名一直沿用到了南宋，因为重名等原因，朝廷决定将之改名，持续繁荣且具有历史的地标“路桥场务”自然而然成为候选地名的首选，因此，新安之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路桥则一跃从场务名变成了这个宋代商贸巨镇的正式名字。

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路桥这个名字来自哪里？有什么意义？

路桥地处温黄平原水网中心，发达的水系和南北通衢的道路让路桥有条件发展成商贸大镇。而连接起水系和道路的，就是路桥无所不在的桥梁。

在宋代税收体制当中，有一种非常有经济特色的税收，那就是宋代近桥而征的税，称为“桥场”或者“桥务”。因为桥梁对于宋朝的贸易和运输至关重要，桥梁的位置在商业城镇和市场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发达市镇的桥梁，通常位于商业活动密集的地区，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人流量非常大。于是，便成为场务机构设置的理想位置，场务设在这里，可以随时监测商业活动并确保及时征税。

“有些在‘旧额’中称‘场’，至熙宁十年时则改称‘务’，如台州渚路桥场与渚路桥务。……台州的交通与区域优势，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有了极大的改善，桥梁也广为修建，还留下了多篇桥记。渚路桥场改为务，应与当地区域优势及税额的增加有关。”（彭丽华，《宋代的桥与场务》，《史学月刊》2020年第4期）路桥的场务，正是非常典型的“桥场（务）”。“无桥不成路，无桥不成市”，路桥之所以称“路桥”，应是陆路和水路交汇之桥的意思。

路桥十里长街自古就有“庙对庙，桥上市”之说，其中“桥上市”习俗，俨然宋代商贸文化的重要遗存。路桥场务设在新安桥，也就是十里长街核心商圈“廿五间”所在，说明自北宋开始，这里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集。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定，十里长街核心街区的形成，并非在较公认的南宋，而是在北宋中期就已经相当成熟，长街兴起的历史时间，起码提前两百年。虽然没有高宗命名的传奇，但新安桥依然不愧称为路桥的“本命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路桥地名本身，就是宋代商贸文化的缩影和象征，也是我们最有代表性的宋韵文化。

【作者简介：官锦华，台州市路桥区政协委员，台州文史馆特约研究员。】